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
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己未覆胡宫
保，已有我辈指目者多，预保得此后不大错谬为佳之语。又辛酉覆胡宫保，谓乱世之所以弥乱，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之语。又覆毛寄云，谓：“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贻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
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覩合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此亦辛酉语。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
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
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
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
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又曾氏与袁小午，谓：“迩来军务渐平，时局之艰难，迥非咸丰
年间可比。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须援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之勋望赫奕者
，今亦祗能循分供职。无盘根错节，则利器末由显着。近日贤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于此。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
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来示以少年盛气蹈厉无前者，不宜以孟浪绳之。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
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摸棱意态，消磨举世之英气。特狂狷两途及所谓蹈厉无前者，亦殊不数数见。而来函所称心
事如青天白日，忠爱诚恳出于天性，尤为罕觏，是则似有数焉存乎其间，而自媿引针拾芥之无具也。”此函写出曾氏晚年世态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礼论干、嘉以来，士习官方日坏，其弊由于学术之偏蔽，而其征见于当时汉学家之好诋宋儒，涤生于此，颇致箴砭，谓：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
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羣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
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慎甫遗书序又曰：
近世干、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
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按：此说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文集二书学案小识后然于汉学家长处，亦不一概抹杀，尝谓：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
，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
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文集二汉阳刘君家传又曰：
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
…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太过。……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
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二十覆颖州府夏教授书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
，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一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
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礼家。其言曰：
干、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
，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