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为小学，
谓：“仁字、敬字，后儒讲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传其精意。”此则传述阮氏意见者。卷十二为诸子，备引各家可取语而折衷于儒。卷十三为
郑康成，谓：“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其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
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按：陈寿祺恭甫刻五经异义疏证序已论及郑、许异同，方植之书林扬觯着书争辨条下引之。此层东塾乃沿恭甫之意
而益进者。又谓：“自非圣人，孰无参错？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既失博学知服之义，则开露才扬己之风，由失郑氏家法故也。
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覩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卷十四三
国，多辨郑玄、王肃异同。卷十五朱子，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
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又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
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又曰：“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物事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
不甚费力，不至于困；至专意于其近者，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又谓：“朱子既谓
穷理必在乎读书，又以读书为第二事、第二义，穷理为第一事、第一义，然则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也。除此第二事、第
二义，更无快捷方式。若以为第二而轻视之，则误矣。”凡读书记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语、孟两卷精言义理，郑、朱两卷极论方法，尤为
全书骨干。其五经诸卷则对当时经学上诸重大问题，综述前人成绩，附以己见，虽亦箴切时病，而与方植之轻肆诋诃者不同，亦与章实斋之主于史学而评经学者有异也。
东塾遗稿东塾读书记主汉、宋兼采，勿尚门户之争，主读书求大义，勿取琐碎之考订，而其书本身，即为一至佳之榜样。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
，而求以实绩开先路。故其书对当时学风弊端为东塾所不满者仅时时露其微辞，引而不发，不肯为直率之攻击也。然东塾读书记本由晚年整理
平时剳记诸稿而成，而其平时积稿，为读书记所未收者尚多，今犹往往流传人间。近年广东岭南大学购得东塾遗稿钞本六百余小册，标题有
默记、学思自记、学思录序目、杂论学术，及经史子集诸目，皆读书记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载其一部于岭南学报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议论
，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干、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
绝好材料。其书流布未广，故重为摘录以见梗概。读者持此以读读书记之刻本，必更有以见其着书立说之所以然。而东塾之有意于引人入郑君
之宗庙，不愿示人以何氏之武库者，其意尤可思也。
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如章实斋讥弹汉学，
着文史通义，书不遽刻，而待之身后。然今观实斋全书，其评核汉学，大抵辞旨隐约，非善读者不深晓。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学者
尽推章氏文史见解，而当时所以挽风气、砭经学之深衷，则知者尚尠。东塾之生，尚在实斋卒后九年，及其中岁，汉学流弊益彰着，故东塾之
笔于书者，与实斋显晦大异。东塾与实斋然其书亦未刊，使其遗稿不复见于今日，则读其读书记者，亦不必尽能揣见当日论学之渊旨。盖深
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
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
经学家所以自张其门户者，则曰古圣贤之义理存是尔。然经学之流弊，则极于专务训诂考据而忘义理。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之曰：
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
，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楝，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忽忘义理又曰：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