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及中央军委精兵建设指标，看成一般的裁兵，不论时间地点及具体情况，要求主力裁减，这种裁兵论的呼声已在地方工作人员中发现。
把精兵主义认为是扩大主力充实主力的机会，特别借此以编并地方武装，这种论调部分发现于正规部队的工作人员中。
精兵简政是需要裁汰老弱及缩并骈枝机关，结果是一方面并未认真实行必要缩减，某种程度的大后方主义，大行李主义，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又有不分皂白缩减一切的倾向，把必要的机关和部门都不设法去保持和建立，以致影响工作之开展。4就是形式主义的了解精兵简政，忘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乃是中心环节。5借口所谓华中的特点，认为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华中；又有在认为完全适用时，即机械执行，缺乏具体步骤及灵活执行办法。6在执行过程中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主力军和地方军，对地方武装及自卫军的努力仍不够，特别对军工生产的扩充，对旧武器的大量采取，则在认识上工作上均未有实际的转变。总之完整的了解中央指示，正确的执行中央指示，实际而具体的以执行情形按期上报，则一般缺乏，这是我们华中各地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军事建设上的共同弱点。我们要求完整而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根据地建设方针，必须正确认识下列诸方面：
第一，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敌后斗争的新阶段，和依据此新阶段所定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方针。”由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及我军之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之斗争方针应当是无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采取一切方式与敌人周旋，其目的，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民众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这一指示是极为明显清楚的，告诉我们必须首先顾及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顾及民力为军力之泉源，军力为民力之掩护。在战役中战斗中应有的消耗和不惜牺牲，正是坚持长期斗争的必要条件，反之，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又要在使用力量时对战斗中的消耗必须十分谨慎，十分顾及实力（包括军力、民力）的保持。偏于任何一面，只站在哪一面讲话，或者把民力与军力对立，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截然分开均是不正确的。比如在某一根据地民力、财力、物力动员已达到饱和点，则此时则便不应再强调扩充和大规模动员，宜力求休养生息，即使是最短期的甚至暂时的休养生息均十分可贵。又比如在某一地区，民力、物力、财力的动用并未达到饱和点或距饱和点尚远，则此时期的迅速扩充和必需数量的动员仍是必要的，此时指导中心则应争取时间，在短期内完成自己实力的充分发展。又如在某一地区，当民力已十分枯竭而军力特别主力更形枯竭的时候，这时候则必须咬紧牙关，说服一切人民，指出保持主力的必要：
我们根据地是敌后根据地，无主力掩护则一切安定和秩序无从说起，且有立即沦陷，陷于不可恢复的危险，处这种情况，动员一切力量顾全主力，是党政军民应有的神圣职责，这种指导和决断常常千根据地斗争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决定意义。估计华中根据地一般状况，则人力、物力、财力之动员和消耗，并未达到华北那样的高度，华中地区之开辟较迟两年，“扫荡”不如华北之频繁，在乡人口与入伍壮丁比例高者仅达百分之一，低者尚在百分之一以下。根据地物力、财力之储藏尚可以征用，裁兵论者，缩小论者是于此点缺乏调查研究的。另一面华中斗争日渐激烈，一般有紧步华北局面后尘的趋势。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鄂豫边区差不多与华北相埒，仅天然富源较优。另一面华中尚有强大反民主势力的存在，随时秣马厉兵，向我整装待发，我于分散游击战外应有大规模的自卫战准备。因此我们现有实力尚在数量上质量上均不够充分应付事变，特别在主力方面急需补充缺额，在地方武装方面则数量发展不大，这乃是华中的实际情况。地区特点论者，并不是真正认识这些特点，而是把这方面片面夸大，不知道华中斗争的长期性与华中根据地的趋向是与华北基本上相同，而中央指示在基本上也是全部适用的，此时提前注意到军力保存，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和正确配备，正有利于长期作战。中央根据华北经验给华中的指示，正是主观的正确指导，能有力地影响到今后斗争的客观发展前途，正是先见之明，能预见事变以防患未然。
说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不适用于华中，借口华中特点，不愿实行必要的裁减，舍不得以一部主力地方化，仅片面强调主力之扩充，忽视地方武装，或强调地方武装重要忽视主力补充，无视敌后根据地游击性之加强和运动战之可能减少，不深切注意到人力、物力、财力之储蓄以及主力之正确使用，这种特点论当然与裁兵论、缩小论同陷于主观主义的泥坑之中。过去皖南特点论即片面夸大皖南特点，否认全国工作在抗战环境中的共通性，借以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遭受了历史的惩罚，这是不能再重复的教训。最后指出在地方工作同志中一般缺乏培养主力，爱惜主力，顾全主力的观点；在正规部队的工作同志中，缺乏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爱惜的群众工作观点。这两种倾向不扫除，正确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中央军委军事建设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央军事建设指示着重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分，同时又注意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正确关系，指出独立建立地方军事机关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某些地区又因具体情况不必有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又指出：”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分、其主要干部，应当是本地的，因此培养当地干部，由地方党选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是一等重要的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均应适应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因此空喊正规化，把主力军的一套机械搬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又指出：”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与指挥机关，但主力军帮助地方武装的责任，不仅仍旧不变，而且较前更加增重。“又指出：”在主力整编时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干部枪械弹药等。“这样明确的指示是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正确关系的工作原则。在我们华中地区一般说来是地方军数量质量均极不够用：第一种现象是使主力分散担负地方任务，陷于地方任务，不能进行集团的整训，减少提高主力的机会。第二种现象是在主力担负地方任务的条件下，形成地方依靠主力，主力抽调，地方防务即难于维持。第三种是主力长期担负地方任务，也在客观上使独立生长地方武装的机会减少，在不利环境下，逼着主力消耗于地方任务。
第四种是主力在成分上，战斗作风上，工作作风上，均与当地群众斗争联系比较薄弱，所谓”主力始终要走的“，把主力视为客军，以及主力部队某些同志认为部队除打仗而外一切不必过问或参加，一切脱离当地群众，不与当地群众斗争密切联系的客军观点，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只有正确执行中央规定的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关系。目前的工作仍处在建立地方军以减轻主力的地方任务的阶段，只有完成了比较强大的地方军的建设，主力始有集团整训与集团机动的机会，主力的缺额补充也才有经常的保证。目前应纠正主力部队专送质量较差的干部到地方军去的倾向，纠正正规部队工作干部不愿到地方军工作，视到地方军工作为降级使用的错误观点。纠正地方党政机关不派遣地方领袖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倾向。即或派去工作时亦只给以闲职，挂名而已，不下决心予以培养和提拔，因此一般对地方军忽视，对军区、分区工作重视不够，不愿意独立建立，或者在兼军区、分区时，仅视为次要工作部门，仅委托一个地方武装科去管理，或视军区、分区为主力师、旅的附属机关或动员部门，这些观点都是极有害的，目前已到必须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第三，民兵自卫军的工作，是华中刚才开始的工作，过去仅有一些游击小组，或参战自卫队如担架队、盘查哨的工作。仅苏中、淮海、淮南诸地区稍有些数量上的发展，比较能担负战斗，因此这一部门的工作经验十分缺乏。
目前从实际建立民兵自卫队的过程中去积累经验，去力求发挥和创造，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认识上，第一应特别指出民兵自卫队的建设是在于加强根据地的武装自卫力量，以造成战争的新局势。弄惯了旧的一套，主力及地方武装孤单单地进行战斗，大大减弱了我根据地的战斗力，减弱我根据地的声势，使得敌伪可以乘我军的空隙，独来独往，横冲直撞，使我军应付敌伪之游击，疲于奔命。特别华中某些地区的土匪猖撅，以及边区匪伪扰乱，于我人力、物力、财力的侵害极大。中心区巩固程度不够，边区警报频起，主力部队应接不暇，地方机关时受袭击，工作人员时受摧残，这就是根据地的战争的旧形势，或者稍为强调一点说就是现存的局势。要将此种局势改观，则非从民兵及自卫队的大量建设着手不可。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男女壮丁，人人武装自卫，每人拿一件武器，随时准备自卫加入战斗，配合主力作战，击退任何方面的进攻，为保卫家乡而战，为抗日救国而战，为救国家救自己而战。这些口号之具体执行，组织了几百万民兵自卫队走上战场，则我根据地的力量好像铜墙铁壁又伟大又雄厚，我主力部队及地方兵团便如虎添翼似的凶猛，如鱼得水似的飞跃，敌后战争形势必改变旧观，根本解决了自卫问题，根本解决了长期坚持问题，以及造成了反攻的基础。目前的毛病即在对新旧局势的估计不足，即或认识了而没有从民兵自卫队工作去实际着手。第二在于建设民兵自卫军的形式主义，官办政策。不想根据革命的创造精神去解决这一伟大的群众武装自卫问题，而想轻松地利用国民党壮丁训练的旧基础，挨门选派，委派改编，满足于大会检阅的捧场示威，而缺乏实际调查和具体组织工作。无专门工作机关，无强有力的干部去独负专责。把群众武装的严重任务放在其他斗争任务之末尾，经费毫无来源，教育毫无制度，武器毫无统计和补充，于是使人民武装工作成为空喊。官办政策的表现在不切实依靠人民自卫的自愿原则，照抄国民党壮丁队办法，以命令强制执行。对地方士绅参加自卫队问题，站在狭隘的宗派观点上，拒绝吸收，另一面又完全委任个别对象，听其包办，采取放任政策，结果把广大人民武装权利垄断在少数人之手，使基本群众失却自卫的屏障。第三就是群众武装要求，常常在群众斗争发动之际就自然涌现，不懂得在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情绪提高之际，即联系着去利用斗争热忱，切实解决民众自卫队问题，即或开始了这一工作又限于少数自卫队的狭隘范围，不大胆向全民武装道路上迈步。
第四，军事建设中兵工建设，其目的是具体解决武装问题，目前这项工作在满足主力的需要上已开始了相当的工作，获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地方兵工的建立尚未开始，在民兵大量发展中，武器问题便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兵工建设是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中四大项之一，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尚未提到与其他三大项并列的地位。主力军因有切身需要，故尚重视兵工建设，而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对兵工建设则尚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极大的错误。
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在友方断绝对我接济条件下，一切应转到自力更生。敌寇以近代技术占强大优势，我们则只有以极大量的新旧式武器，凑合起来，相对地减弱我之装备劣势，以企图在某种场合能转为相对的优势，或局部暂时的优势。依据我们目前的条件，大量制造白刃、炸弹、地雷三大武器是极可能的，如果能几万几十百万的集团使用，必然使我们的战斗人力加倍改观。因此轻视兵工工作等于残害自己，是必须纠正的；要了解兵工工作比吃饭更加重要。
第五，还要纠正不耐心做教育整训工作和不耐心做组织建设工作等偏向，我们的干部长期生活于游击环境，流动游击，广泛发展，独立应付，大刀阔斧地干是其所长。但另一面即养成不惯于作耐心的教育整训工作的情绪。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部队天天到新环境中去，作惯了开辟的工作，每天能看到自己人枪的增加，胜利的累积；但今天由于根据地业已形成，部队与地区发展受着一定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的征调达到相当限度，大规模战斗的减少，过去工作以发展为中心，到今天要转移到以巩固工作为中心。那种习惯于发展、扩大、追求数量的工作热情，必然与力求巩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务发生矛盾。就是说工作中心业已转移，而主观上的愿望尚停在旧的阶段。发展扩大工作是走州过府，日新月异，眼前兑现的工作。巩固深入工作是化验室内显微镜下的耐心研究的工作，其伟大的效果必须在事后甚至在很长时期内才可以表现。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干部懂得今天不抓住时间作深入巩固工作，则力量不能继续发展，不能应付新生的事变。过去发展扩大的成果，必须经过今天的精雕细刻的点滴工作才能消化和加强，不然过去的成绩会丧失，过去的努力可能等于白费气力。同时也只有经过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才能打下将来新的更伟大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绝不是消极保守，自满自足，画地自限，相反地乃是充分的积极发展的精神的强力表现。有人说：”给我几百人，让我到某地方打游击去。我愿意到前线去打仗冲锋，不愿搞整训工作。整训整死人，整训无用，过去不整训有了大发展，今天这样整训，整不出金子银子。“这些观念是我们军事建设的大障碍，必须耐心去克服。我们号召全党全军以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精神进行军事建设工作，号召全党全军以扩大部队发展部队的前进精神，来进行整训工作和学习工作。奖励整训有成绩、学习有成绩的干部，处分逃避整训、逃避学习的干部。把整训捷报、学习捷报提高到与战斗捷报一样高的地位。学习、整训、建设工作的落伍者，等于战场上的逃兵。
第六，彻底揭发我们过去整训部队的弱点，过去我们的部队是否经过一番整训呢？我们回答：华中部队差不多都经过初期整训，但时间是短促的，因此整训工作是短期突击，对应付临时情况上获得效验，对根本的建设并无经常工作，一暴十寒，并未能根本改变现状。而且各部队也未十分注意选择整训机会，甚至某些游击师团，一年两年未经过整训的情形仍然存在。过去我们的部队整训，一般趋向是注意战士的整训，全部精力用在战士身上，对干部整训反而忽略。由于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准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影响到对战士的整训，不能在质量上有日新月异的提高。师不高弟子也不强。
因此使整训工作变为循环重复，不能高度发挥学习的热情。过去我们的干部整训一般的注意到政治学习，党性锻炼，军事学习竟被忽视，文化学习更未提起。由于文化水准低下，使学习工作仅在门外摸索，不能接近更高的水准。
军事学习既被忽视，自然影响到军事技术不能提高。
我们今天的整训工作，是抓住整训机会，用整训部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的军事建设。整训不仅限于操课学习，而要将部队编制、制度建设、作风转变、生活改善等围绕着整训的中心去统一地进行。干部间、部队间均采取轮训制度。每个干部每一年均应受训三月，每个部队每季至少整训一月，一般行军作战期间的整训还不算在内。整训部队要求有计划性，要求有自觉性。
计划不周密，课目不讨论，教员不先加训练，教育进度表发下去就算完事；做完了一期，在办公室内检查一下又算完事，又定第二期进度表，这是官僚主义的整训办法，要根本反对。在整训中主观上有严格的注意，能努力去干，这是好的；可是又发生不注意启发部队的自觉性，用简单的激将法，用惩办手段，使人人以整训为苦，无法提起整训的积极性，也同样使整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