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兵力，巩固其占领之点线，集中兵力“扫荡”其攻击之目标，此敌寇战法之大要也。全面出动以包围我军之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此敌寇“扫荡”初期之动作也。密布据点，进行封锁，部署不断之大小合击，以肃清其占领地区附近之我军，巩固其已得阵地，均敌寇“扫荡”中期之部署也。
“扫荡”末期，则进行所谓网梳式之“清乡”，其目的不在打击我之主力军，而以全力摧毁我方之党、政、民组织，遂行其”归化运动“，即所谓政治”清乡“是也。敌寇进军之初，先以军事镇压、火烧、抢掠，无所不至；继则进行其怀柔政策，以”反共“口号掩饰其毒谋，妄图使人民健忘而畛入其彀中；伪方上下，则为虎作伥。敌寇之分区“扫荡”为敌寇兵力不足之证据，敌寇“扫荡”时期，有继续至二月以上者，虽较过去为更持久，但终不能弥补其时间之中断；敌寇之施用毒瓦斯以及所谓三光政策、怀柔政策等，均为敌寇外强中干、力量不足、对我无可奈何之表现。此一年来敌寇“扫荡”之规律也。敌寇之所得，在予我根据地以极大之破坏，予我部队以相当的损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歼灭；敌寇之所谓胜利，盖暂时之胜利，军事掳掠之胜利，战术上之胜利，而战略政略上之失败，则与日俱增，敌寇亦自知之。
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部分，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恶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和封锁线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刈除敌寇之爪牙，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更必人心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的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于敌之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难于捉摸，敌伪虽强大，终必低首于此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不怕清，扫荡白费心“，此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论。”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上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长某君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人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为民兵削弱，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与人民同享其成果，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成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来华中，调查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讬，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馅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苏中有九十老人某君自言：”几十年来，数经世变，凡大战兴起于城市，匪乱必盛于乡间，战争之直接损失尚小，战后引起之兵荒匪乱，使人民受祸至大。不料苏北处在经常与敌伪对战，大军转移以后，月必数至，甚有日必数至者，而乡间秩序井然，无跑匿畏兵畏匪之累，此乃党政军之得法。战后若天下太平，当于此终其生“！沪上文化界某君等，获悉反“扫荡”中我军与苏北友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为之大悦，并致书申其敬佩。以上皆人民对本军之评论。其于本军之缺点或略而不言，或嘉其长而缩其短，或言其大而略其小；以本军之实况当之，自省仍有愧恧之处。然而环顾国人中间，亦有人以“游而不击”的蜚语诋毁本军！
古云：”止谤莫如不辟，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