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敌伪斗争的经验一九四○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顽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32］损失甚重。但我军在苏南打敌的成绩不坏，开始引起了敌寇注意。敌一面发传单警告新四军将士应知道北伐时期受蒋利用打北洋系，蒋成功以后即屠杀共产党，现在不要再上蒋之当，盲目抗战；一面向我苏南军队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而且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此时的教训是过分予敌刺激和暴露了自己，形成了苏南局面的困难，但这对于渡江以后对敌战略有进攻的作用。这是一九四○年以前敌以对顽为主，以对我为辅的初期状态。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是华中大磨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敌寇对韩重视，对我轻视之用意显然。项英同志不懂得具体分析这个形势，说敌寇要阻止其渡江，是错误的。事实上大江两岸过渡极为自由，敌寇不加阻止的。第二次黄桥决战，李守维与我大军廖战三日，泰兴敌寇派队进至黄桥西门外十五里地，观战两天，不前进妨害我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如此。形成四种力量井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战的奇局。我方胜利，彼等即撤退，如我败退，彼等必出来最后收拾我军。
这是敌寇对国共磨擦的放任观战时期。此时期使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去利用和扩大敌、顽的矛盾。
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即汪伪地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
［33］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入顽军地区，以引起磨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34］，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
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干好，供我之利用的。
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
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二）对顽斗争经验顽方对我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顽方还梦想经过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瓒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35］受
CC［36］打击，以后韩系当政，CC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CC
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北地方CC
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37］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CC左倾可能。
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38］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
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面桂系封建军阀之本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39］，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确、战术教育准备，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有大预备队主义，怕迂回包围，多头指挥、战役计划零乱等，加上政治上各种矛盾，推动其大度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蒋虽采取对抗战失败的将领则严惩，对反共失败的则鼓励的政策，终于无补其部队上下的团结。
我军一般弱点是在于带兵和练兵的办法没有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故改进甚少。这是留待军司令部去解决的任务。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
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40］合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会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民兵建设经验：
华中自卫军工作开始时，即感觉其只有开大会时刀剑林立的捧场作用，其次便是形式主义的查路票的劳民伤财的坏处，故一般不强调搞自卫军而着重在民兵建设，但并不取消自卫军，只在中心地区乡为单位利用冬暇作一些人人皆兵的军事训练工作，作为民兵的一种教育基础。
民兵工作是开始于群众减租运动胜利之后，为巩固胜利，群众要求武装的心甚切，因此实行向地主转移枪支。起初用硬转办法，下命令向地主强要，结果造成枪支外流，或埋入地下，甚至武装反抗。以后采取借用的办法，由农会打借条，政府劝告到期退还，这样时借时还或早借晚还，地主嫌麻烦而自动捐枪，把借枪条退回。这样开始借用一、二支枪，以后逐渐添借，特别反“扫荡”及肃清土匪运动中民兵表现了力量，地主自身取得安全，又确见减租运动是有节制的，于是也自动拿枪出来。通过这一渐进办法，把枪逐渐从地主手中转到工农手里来了，华中民枪甚多，估计至少在二十万支左右，现在转入农民手中的枪支无确数统计。如继续用这一逐渐转移办法，将来武装的需要定可逐渐满足。
民兵战斗力之提高，是在于边缘区的反维持的斗争（淮南、淮北及淮海区）和反伪化、反“归化”、反“清乡”斗争（苏中、苏南）。伪军依靠据点向我区之乡村逐渐推进，派款派粮。边区人民不堪其扰，发生组织民兵的需要。凑款捐枪属地主、富农，出人出力属贫农、中农，轮更守夜，守望相助，党从中加以领导，遂开展民兵与小伪军战斗。此为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通常民兵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方武装加以增援，击退敌伪，民兵情绪高涨。每一农村的胜利，必蔓延邻村掀起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潮。第三阶段，敌伪派款筹粮不遂，乃乘夏收秋收之际四方下警告，不”维持“、不“归化”即大烧大杀，意在乘我粮食在野的弱点。此时应懂得策略，凡不多少给一点而一味硬拚会失败，因主力增援不可能每天每地随呼随到。如一味向敌人赔小心，任其诛求无厌，刺激其贪欲，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因此在夏收秋收我有弱点时，应用软办法以小利和缓之，在收获过后我之打算又不同，可采取强硬办法。民兵工作与伪军工作部门应采取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我研究了各地民兵在边缘斗争的经验，从敌伪据点起算，二里以内是属伪化村（对敌一面负担），我方难以插足；二里以外到五里以内（两面负担），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五里以外则通常（基本上）为我区，每年只需多少向敌伪给一点应付的维持费用；而七里到十里则完全属一面负担，为抗日民主地区。这种形态是以民兵为主要支持力量所形成，故民兵力量之强大可以窥见。
民兵战术，通常靠在政治上与敌据点内人民的联系，取得灵通的情报，靠广大群众的协助，数十里村坊协助应援，靠强固防寨配合地道固守，昼夜狙击汉奸，伪装主力，诱敌深入村庄，进行埋伏袭击。一般说来，华中民兵的力量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赤卫军和游击小组。民兵常常很自然的转化为地方武装，并且在民兵加强之后，小敌骚扰，民兵可以击退他，大敌则靠主力来援。因此使县、区地方武装遇着一种苦恼，地方小仗打不到手，他赶到时民兵早打退了，而大打又无力独立负担。这样造成地方武装愿当主力的情绪。
民兵建设一般在地方支部和乡农会领导下，因地方需要而建立的。故华中只区、乡有武委会，区以上皆不强调设立。
（四）群众工作建设的经验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华中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要渡过难关，反对敌伪残酷“扫荡”，反对顽军大举东进，一切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巩固工作之中心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动摇顽方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我党值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以后而顺利的解决人民武装（民兵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开始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地方建设的完整步骤。原订计划是打算在二年之间做完，在四二年春开始，于四四年春全部完成。换句话说，要求四二年夏收秋收完成减租减息彻底深入，不作其他的事，四三年则转到政权改造和民兵建设等。
群众工作的经验（略）（五）政权建设与三三制之实施（略）（六）精兵简政情形（略）（七）财经工作和部队以及人民生产情形（略）（八）党的建设和领导一元化实施情形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建立坚强的战略单位（以师为单位）。华中各师战略单位负责同志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基本上虽是团结的，但隔膜牵扯仍时有表露。或属于历史性质的未决悬案。或属于目前工作部署处理性质的，或属于分工性质，其间并无根本的政治路线的对立，多半由于实施党的领导一元化及精简机关之时，对干部配置，经费审核，这部门或那部门常有畸轻畸重之感，形成隔膜误会以致影响到工作和团结。其中心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近乎宗派情绪问题，工作关系处理不善的问题。这里需要从思想上培养每一个负责同志，一方面由各单位自觉的了解去形成一个中心，推贤让能，纠正谁不服谁的宗派倾向；一方面要懂得对共同工作的同志不能求全责备，而应互相取长补短，彼此虚心请益，养成民主协合的新作风，纠正过分自信的专断的倾向。必须先从打通思想入手，才能使各独立领导的战略单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好。这一工作我们过去只局部做了一些，拟在一九四三年春召集各单位首长来开始这一工作。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精简办法在华中的反映是：在乡一级使农抗主任、乡长、支书三者统一起来，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一身而三任，每一部门设副职兼理。这一办法在组织上确定了农村的工农优势是好的。在区、县两级确定县书［41］或县长兼任部队政委，这样推动了他们去注意打仗，关心部队情况，弥补军队与地方的隔阂，推动一批文官能兼武事。反之对部队亦推动，使其懂得把自己的基础依靠在地方党政和人民身上，加强部队政权观念、群众观念是有极大作用。在师、旅两级由师、旅长或政委兼地方党委书记，则推动他们注意地方的事情，懂得去研究部队衣食饷款的来源，把过去只知道打仗、不管地方的推脱现象纠正过来了。
党的领导一元化实行困难在于：（1）如军队同志兼地方党委书记，中心移到军队而使地方党政工作日常处理较以前减弱了。反之如地方同志兼军队政委，则中心移在地方而使部队日常工作处理较前减弱受些影响。这一矛盾的解决，应该是使各部门工作均键全有独立工作能力，而以区党委总其成，不致遇事均要找书记或政委请示。另一面书记和政委的领导方式，要懂得从一般事务工作解放自己，要懂得掌大舵，撑满帆，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外，更必须首先估计到自己附近其他工作同志的时间，不要任意指挥。其他同志也不要作壁上观，等发命令。一般说来华中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在开始时摸不着规律，颇有些不惯，积久就更顺畅无阻了。
党的建设方面，把最重要的干部教育说一说。我们干部分新、老干部两大类。老干部分三类：（1）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以后参加内战，以知识分子为主。（2）大革命前后坐狱分子，仍然以知识分子为主。（3）苏维埃运动中入党的，大批工农干部。
新干部分两类：（1）抗战后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2）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
这五种干部的参加党，其来源、动机均各有不同，入党后所遭遇的环境和锻炼亦多相异。一般说，第一类是全党的中坚，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的上层领导地位。在华中说，这批干部并不多，并在军、师、区党委一级负责。一般说有独立负责能力，对党贡献大，革命人生观一般均解决了。但其不够的地方在于思想方法上的锻炼，或多或少尚有毛病，党史和路线了解尚不完全充分。这批干部是打通思想，课以领导艺术，使能掌握各种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做到更成熟的地步。第二类出狱分子，一部分历史未弄清的多年在埋头苦恼中，一部分历史清楚的，成为一种重负，自高自傲，而其本身除牢狱经验外，尚须从下层经验积累起。这批人在华中多半担任地方党务工作，仍然是着重思想锻炼撤销其倨傲心理，转入实事求是的整风学习。第三类工农老干部多在旅、团级负责，一般思想和经验脱不出苏维埃运动的旧范围，一大部分进步很快，可是一小部分则处在停滞状态。他们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工农民主革命卷入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曲折性最初是意料不到的。尔后在运动中能随运动进步，确定其革命人生观，成为最优秀分子；可也有一部分停滞不前，旧思想意识在脑中复萌，个别分子走上堕落的道路。一九四二年统计全军这类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这是极为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极应耐心教育帮助其进步的问题。我们研究从大革命以前即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以作为对抗战以后加入的新知识分子的教育借鉴。这批新分子长处有许多，但在基本上尚未经过大风大浪的颠簸。我们研究在苏维埃运动中加入的工农干部，亦可作为最近在根据地加入的工农党员的一种参考。党的干部建设应具体区别这些方面，归根到思想锻炼、实际工作锻炼，研究其历史和入党以来的转变过程，以启发其革命自觉性，打破其盲目性。这是我们建设干部的一般方针。
新老干部对立的现象在华中初期工作中颇为严重。处理新老干部的经验，我们初期决定以老干部为基础来使用和提拔新的，第一步即营、县两级以上均保持老基础，让新的到连和区、乡级去锻炼。第二步逐步开放营、县两级，而团级则仍紧握着保持老基础。现在已进到第三步，便是团、县两级也必须大大开放，但军事指挥权（团长）和政治领导权（政委）仍必须是尽先补用老干部，新的则只让他们作政治处，参谋处工作。但另一面在特殊情况下亦承认和使用破格用人的原则，就是说遇着新干部中某几个特别优秀的亦破例提拔，加以培养。才难之叹，古今所同，我党亦应作例外的照顾。解决老干部某些停滞状态，纠正新干部的躁进情绪。今天的是新的，而明天会成为老的；今天是老的，而昨天却是新的，新老不能对立来看，而要联系着看。过去在苏南某老干部同志气愤说：”没有老的，那里来的新的。“这话固然不错，但只讲了一半。他不知道”没有新的则老的何以为继？“况且今天的新干部，日积月累也有六七年斗争历史了。此外一般同志新、老干部观念是以部队为本位，以军龄军功定新老，而不是以党龄和党功为标准，不免偏而不全。在一般新干部中学军事的不多，这在干部的积蓄培养上是有缺陷的。
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华中根据地是新四军反磨擦创立起来的，因此本地干部大半属后进，或者”入股“不多，不够”大股东“的资格。
如今区、乡两级为减租的工农干部，县、专署、分区、地委一级则有一批本地干部，其对师、旅老干部是尊重的，在同级的纠纷亦有。但此批本地干部多为出狱分子，一面历史尚诗清查，一面功绩不大，倨傲心理不重，所以从本地干部引起磨擦的原因比较少，另一面华中地方党与政权工作多半全属地方，本地干部一揽包干，因此军队与地方党政的矛盾常常包含着本地与外地的矛盾，故放在党的领导一元化中加以解决，而整风、肃特对本地干部的清查，应采取极其审慎的政策。
（九）边缘工作经验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在华北是如此，在华中亦是如此。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白军主动造成；而我方的过左政策，亦应负相反相成的责任。敌后斗争，敌寇也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打破了。今分述其具体的经验：
第一，要懂得分析形势。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我方力量均在那里进出，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冲撞的主潮，其余的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潮，顽方成为其间重要的挑拨者。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扮演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方式，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诸种方法均要采用，才能进行斗争。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
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非常之大。七进七出，三翻四复，是其常有的状态。一切工作要掌握其变动的过程。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概括的结语：边缘区工作是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其决定关键，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运用得适当。
第二，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派是承认暂时妥协的策略正确的具体表示。华中的两面派先我军而存在。敌寇侵入，国民党逃跑，当地士绅、会门首领即懂得以两面方式去应付敌寇，顽方更运用得纯熟，我军以后也跟着学会了。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反革命的两面派，是帮助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寇应付，而替我军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而替他们自己保全产业和权利的，这种便不止两面，而是敌、顽、我三方面应付的三面派。我们的经验，初期是去争取许多替我服务的两面派，以后感觉不够而进到派同志去充当两面派，这样使敌我接壤地带有了缓冲地带出现，对于长期斗争之坚持有极大的作用。顽方最初派部队投敌当伪军以掩护其敌后力量，以后我军进入华中，顽失败乃转而不反日，而靠敌伪掩护，以专力对我，顽县长与伪县长合署办公。当我军进入，顽军不支时则退入敌伪据点埋伏，或从敌据点逃脱。顽方大后方接济挂伪军番号，替其源源接济等，顽方做得很巧妙。我军鉴于顽方策略的进步，也在边缘区学他的办法，于是在敌伪方面，在顽内部均安上我们的人，形成形式与内容极其复杂的矛盾。我们能以顽方姿态去运用伪方阻止敌寇的侵扰，同时又可以用伪方姿态去了解顽方的情形。对许多土顽固的歼灭，均得力于伪方内线之援助。运用两面和三面派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的问题。两面派的入选最适宜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三，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组织两面派，派人进入敌伪营垒，有时也会弄假成真，转而叛我。镇压此辈一股利用敌寇对中国人的疑忌心理，送假信，假造情报，均可借刀除患。我之敌伪内线叛变了，我两面派变成忠实替敌伪服务的人，我可另组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从敌伪上层制造疑惧去压服他，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可以慑服一切。
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宜尊重他本身利益，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四，敌伪军内线工作、两面派工作均不能用假投降办法。凡从根据地去的人，敌方均不信任。苏中曾派一个小部队去假投降，企图保持某边区的据点，结果全部缴械，损枪折将。敌方相信国民党部队可以伪化争取，中共部队则不然。因此两面派工作应从敌占区的党做起，这里要以敌占区工作援助边缘区工作。
第五，边缘区工作，条件不成熟不宜企图去变成中心区。边缘区分几种：
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情区的方式，逐渐变成我政权占先的地区。同情区是经过联庄会或会门等地方性的小型封建政权，先取得其同情，容我工作人员驻脚，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改变人心，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军力量之逐渐抬头，而剪除敌对势力。
（十）国民党地区工作与点线工作情形国民党地区工作华中局管理下的大后方的党计有刘英、龙跃的浙江省委，曾镜冰的福建省委，皖南特委与赣北特委。
皖南事变前归东南分局指导，在浙江发展党员二万人，在福建闽北崇安、邵武老苏区保持了阵地。在福州以东（北）宁德、福鼎沿海一带发展小型的抗日游击队，并下海活动。国民党尚不知是我党武装。敌寇在福建始终不大举入侵，故该队发展亦难。
浙江党在抗战初期利用黄绍竑的进步形势和黄、CC
许绍隶［42］的矛盾，取得包括全浙江各县的发展是有成绩的。其错误在用大力于城市和文化教育，未在农村和国民兵团去找自己的根基。项英的浙江计划、天目山计划给浙江党以盲目期待。项英也不叫他们去遵照中央指示如何应付突然事变，如何不怕武装斗争、预作武装斗争的准备，而是要他们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样在皖变之后便显得十分狼狈而零乱。饶漱石同志皖变突围道经刘英处，告以归山掌握武装为主，对大发展的二万个党员宜注意各级领导机关的内奸，地方党要采取隐蔽方式，要懂得收容部队应付国民党的进攻。虽然苦告刘英从丽水把省委搬回平阳老游击区，但刘英仍未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饶的意见，故不久又跑到温州城下来进行统战工作，遭内奸告密，刘英逮捕。
此时国民党大宣传：三个月可全部破获浙江党而刘英确为坚强，在狱中与国民党进行英勇的斗争，使国民党阴谋变幻想。一九四二年秋浙赣路战争之际，国民党慌乱撤退，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43］。刘英同志的英勇坚定可为模范，长留令名于浙江人民的心目中。
刘英同志被捕，国民党一面大举搜山，进攻平阳、泰顺、南雁荡山北我老游击区；一面利用叛徒在浙省各地进行疯狂追索。我老游击区无数次击退了国方进攻，而城市里的党则陆续遭受破坏或冲散。宁绍特委则与我浙东部队会合找到了归宿；金华特委一部分同志在金华附近拿起武装进行自卫。其余如处属、温属、衙属及浙西各地，既不懂拿武装上山，又无秘密工作经验，故遭受了极大失败，抗战初期的蓬勃发展成了春梦。
曾镜冰在崇安武夷山中下山后，撤退归山比较快，现仍与国民党武装相持。过去皖南军部送了一个电台去，通了一次报，即保不住而弄坏了。皖变后我军被俘干部押在上饶、铅山，许多越狱同志到曾处，由曾资送到华中局，说那一带群众很好，国民党搜山很凶，他们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现武装有数百人。
赣北鄱阳、彭泽、都昌一带为方志敏部老游击阵地之一，抗战后一部加入新四军，一部留山保持，其领袖田英同志则往来景德镇、都昌之间作统战工作，后被特工暗杀。此后当地党即完全上山拿起武装进行了不断斗争。一九四二年他们策动了川军一营拖枪上山入伙，这样一来从内部一胀，经费困难，给养无着，目标太大，敌进日甚，不得已拖过长江靠第五师。事实上这样一来全部新旧人员、马匹都过了江，现留第五师鄂东区或到第七师，而都、鄱、彭的游击历史遂告结束了。
皖南特委皖变后保持一些组织，与皖变上山打埋伏的将士结合在黄山山脉，太平、青阳、泾县、旌德等县交界保留了三百余人，分五个山头坚持，一部参加了生产，且与第七师经常有指导关系。这一带是能长期坚持的。
以上是国民党地区、老游击区的党的情形。具体经验是，东南局项英时期他们总计发展到五万人，均把中心放在城市和文化教育界知识青年身上，而现在只留下不到二千人，均是依靠拿武装靠山地而保存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抗战中的转折——皖变惨变后，三个不同时期均得出真理：靠武装靠山者则存；靠城市不拿枪者则失败，甚至灭亡。
皖变后这一带党又打游击，到今天实际斗争环境又教育他们可长期保留无虞，我们要浙东部队设法予以各种接济。这一批同志们正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的时期，最忌讳是把破晓时期估计得太短。
上海党的情形：
敌占区的点线工作可举上海党为一个例子。上海党是一九四三年春中央命令撤退才归华中局管。刘晓、潘汉年［44］到根据地后，他们的工作尚未作具体总结。上海党抗战以来，在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上，在宣传扩大影响上，在情报工作上，在输送工人和干部、文化人到新四军上（约二千人），在农村组织游击队上（亦有几个游击部队加入叶飞部），均有些成绩，但严格检查起来，实际上的可能甚大，他们努力所达到的限度仍是很小的。一面由于他们在东南分局指导之下一贯是坚持上海大城市的暴动主义，这里与项英的伟大江南战略联系着的，而对农村工作的帮助是很小的。据省委同志谈，抗战初上海难民十几万，如动员加入新四军，至少可达五万工人，但他们要保留所谓”党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基础“，不愿送其人新四军而说服他们到日厂去服务，这是一。第二，他们虽然提出生产化职业化的口号，而实际做投机生意，省委一面累资数百万，一面又向华中局要钱，怪不资助他，大概他们要留着作为大暴动的基金。同时几年来的安全最后依靠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统战关系，才不致陷落敌手。一般说他们并未能将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高一步乃是实在的。
自然我们一面不能抹煞上海党重建以来曾做过一些工作，一面我们尚未彻底检讨。但上面的说法是与刘长胜、刘宁一［45］诸同志谈话中一致的意见，可供中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