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
一、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略）二、我党建军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党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呢？我回答是完全基于中国人民的需要。请回想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过程。首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投入反动营垒，煽惑曾参加过革命的国民革命军队掉头镇压人民。这些军队虽然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其本身成分、制度、习惯仍保持着军阀军队雇佣性的旧型，故迅速由革命方面转到反革命方面，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当着彼时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革命人民惨遭屠杀的悲惨情景，逼迫着我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自卫。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我党独立建军的根源。假如当时我党不独立去拿起武装，则人民之被屠杀压迫，将无止境。中国大革命的传统，将被腰斩，必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更顺利协同国内反动派来宰割中国人民的机会。就是十年之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能否爆发，尚属疑问，我们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段举行革命自卫而建军的历史，只是中国人民武装自卫的神圣权利之正当取得。国内反动派多年不断对我党这一革命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暴徒行为“、”暴民专政叛军奸军“等污蔑咒骂，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要求我党主张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是永远做不到的。
那么，我党被迫建军，又是建立哪一种军队呢？因为我党所处的被压迫的在野地位，故不可能采取一如西欧各国国家式的建军规模。因为中国革命的艰苦性，以分散的农村作为革命的起点，故又不可能采取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中国封建式的集队方式。我们的建军是走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光明的建军大道；由人民的武装反抗转到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再进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正规军团之出现。因此，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道的集体创作所共同培养出的一枝革命鲜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数农村集合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发展到全国，出现于抗日战场。这一支军队离开人民不能存在；人民离开这支军队，也同样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为人民服务，建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就是这支军队从呱呱堕地直到今天的根本属性。因此，建立一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我党建军的根本目的。这支军队的名字，便是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表现出他本身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他不像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大批叛国投敌。他八年来能在敌后忍受无比的艰苦，胜利执行对抗敌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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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准备”七大“的决定，以朱德为召集人的”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在延安成立。陈毅受该委员会的委托，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完成了《建军报告》（草稿）。但由于几个月来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已成为国共谈判和”七大“政治报告的新主题。七中全会遂决定”七大“的各报告由只对内不对外转为对外对内兼顾。因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中全会主席团的参与下，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确定另起草《论解放区战场》以代替《建军报告》。但是《建军报告》（草稿）是有其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故节录收入本书。
这种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
我们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投敌总数，达八十万以上，两相比较，便不难了解这些投敌军队不简单由于上层军官的不肖的缘故，而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另外又如全国人民切身感受的不守军纪，摧残人民，是中国大多数军队的一般现象；而八路军、新四军所表现的与人民合作的亲切关系，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均是献身争取民主斗争的战士群体，而不是摧残民主的工具，这也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历经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八路军、新四军之不愧为民族先锋和民主战士，便被中国的历史事实所确定了！
我再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本身工作来证明上述的分析。通常观点，军队是以打仗、进行军事业务为唯一工作，其他事项，军队是不理会的。然而自成立之日起，八路军、新四军既于打仗的军事任务之外，还得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工作，还得从事经济生产解决自己的供给装备诸种工作。军事、政治、生产三大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常工作。这样的军队不能不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战线，回到生产战线，变军营为学校，变破坏为建设，军队放在人民之中，不放在人民之上，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于是中国旧军队脱离群众的一切恶习，便一扫而空。华北、华中敌后人民推称：”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团“。这正是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在长期体验中发现本质的论断。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共产党与这支军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回答是：十多年来，这支军队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活动。这支军队是在我党抚育之下长大起来的。他与我党有”不可须臾离也“的密切关系。党与军队这种关系，国内曾有人致非难之同，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番研究。我首先认为人民鉴于国民党军队业已变成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因此要求改变党军的办法。这是有根据的，正可以提供国民党方面作深刻反省。但如果这种片面主张，把它一般化，则其弊害不可胜言。我认为世界有两种党军，一种是希特勒式的党军，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希特勒式的党军，是建筑在愚昧欺惘，对领袖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消灭民主，征服世界。这种党军，不得不变成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种党军不仅应该深恶痛绝，而且应予以彻底消灭。这是世界公论，己成为全世界将要完成的共同事业了！另一种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他以服务人民、争取中国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为目的，是人民的救星，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对这种军队采取取消主义或不承认态度，乃是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利益，根本反对中国民主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这是要请朋友们加以深刻考察的。与其朋友们关心党军的称号和制度，不如进一步考察某一党派及其统帅的军队的具体内容。他们是专为私利，不惜使用军队来殃民祸国呢？还是多年来伴随军队作自我牺牲，专替国家人民服务呢？只有这种具体的严格检查，可以得到去、取的正确标准。例如北伐时期，”清党“以前的国民革命军，难道因其有党的色彩，便可以否认其革命功绩而加以取消吗？例如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的军队，敢于向人民开枪，敢于俯首让敌，敢于屠杀青年，这样的军队，难道因其无党军的称号而你们便主张给以保留吗？我们应该站在军队人民化和个人化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党的地位，只看他率领军队是站在为人民服务一边，或者站在替个人专政服务一边。只有这样去决定其对党与军队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军队国家化“这一口号，如果从为人民服务出发，而那个国家全部是民主化的人民有权的国家，那这个口号便是正确的。如果国家化这个口号不是从服务人民出发，而那个国家正处在寡头专政的状态，那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他正可以帮助野心家以国家名义长期掌握军队作个人祸国殃民的工具。处在中国长期不民主的状态中，人民痛苦深重，外有敌寇入据国土，内有贪污高压横行，正需要有主义有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来担负民族与民主双重任务。像这样的人民革命军队，只有在人民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造成，也只有这样服务人民的军队，才真正是国家化的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服务人民，而不应该看他外面所贴的商标。因此八路军、新四军这样替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应该奖励帮助使其扩大。而不是诋毁他、限制他，或者企图取消他。
从”六大“到”七大“这十七年中间，创造成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铁军，这是此时期内我党的第一等重要工作，第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党拥有这支军队，是我党的无上光荣。这支军队得着党的培养同样是这支军队的光荣。党与军队结合坚决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给予党和军队的援助，造成军民的伟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和必然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这也就是我中华民族人民全体的无上光荣。从党创造军队这一伟大工程中，不可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毛泽东同志。记得在我党建军的每一阶段上，无论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细论条目功夫上，件件般般皆可发现毛泽东同志神工斧凿的痕迹。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如何力戒矜骄，如何保持胜利发展胜利。
可是当这支军队遭到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同生死共患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党与军队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我们切身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能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我们更将高举毛泽东旗帜英勇前进！
三、论创造军队我党是何时了解军队的重要性的呢？并在何时开始军事工作的呢？
远在我党成立之初，在一九二三年，党报《向导》周刊上即有论文作出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论断，又不断有关于改造旧军队、进行士兵国民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党派遣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1］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另外又派叶挺将军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第四军独立团［2］。军校工作与独立团工作，均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历史地位；无论在创造干部上，影响国民革命军军制上，提高战略战术上，建立军队政治工作上，皆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我党对国民革命的重大贡献的一面。然而这仍然只能说党在当时是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仍是不完全的。
由于党在建立之初，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正转入群众性政党的新的政治活动时期，党的课题是急于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尚来不及以全力进行军事活动。同时，党内有一种意见占主要统治地位，即对中国革命看法纯全采取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看法，企图以片面的民众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大特点是熟视无睹的。这个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末，其危害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不用大力作争取军队工作，即在部分军事工作上，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不愿党员任军事指挥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野心家们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我党掌握中的弱点，遂能顺利指挥军队进行反革命政变。这个教训是不能不牢牢紧记的。这是我党对军事工作初期的情形。
这是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要军队，违背人民利益，葬送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教训造成我党以后伟大的进步。一九二七年冬大革命失败，使我党进入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
此时期情况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人民遭受屠杀，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无可忍受，我党不得己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举行武装自卫。
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部分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军队，在我党领导之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在人民方面。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强有力的发动起来了。因此，不要忘记：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基础。
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了创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崭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中间最能领会大革命教训继往开来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在政治方面，在党最初决定国共合作的时候，以及党的五次大会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明定友我阶级界限的主张，以及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这些正确的远见，并未得着全党的公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当时平浏［3］各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及由武昌出发转到人民方面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秋收暴动。这个暴动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军）会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其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党和指示我们，是针对着以下的问题，坚持下列诸原则：
第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长期脱离生产、脱离人民因而养成的雇佣性质。这种雇佣性质是一切军官得以利用军队进行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以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这是我党建军的基本精神。
第二，必须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作军队成分的改造。另一方面必须着手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且在分散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中使官兵与人民接近，共同作革命斗争，这样去改造军队的气质。这里就提出和建立了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路线；这里就解决了军民团结和合作问题。
第三，在解决官兵关系上，提倡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废除打骂，不枪毙逃兵等民主制度。这是对于军阀军队定型的压迫制度的大胆的根本破坏，使官兵双方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目的之下亲密团结起来。
第四，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事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了党权与军权的对立问题，造成党与军队的不能分离。
第五，军队下层的广大士兵是一个武装的群众问题，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都要拿出一般党员在工人农民群众中的工作精神在部队中进行工作，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同样在军队各级设立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委，这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动员工作，与党员在士兵中间由下而上的政治工作互相结合，造成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便保证了军队能完全负责去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实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旧军阀把军队当作个人工具的事，在我军中便完全消灭了。
第六，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炼的游击战术。这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旧的军事头脑是不会懂得这种战术的，是不敢作如此大胆分散的，是反对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
旧军队战术一般指示了进攻与退却的原则，然而把进攻与退却综合研究，特别提出弱小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敢于大胆退却再转到大胆进攻，这又是中国旧军事学中找不到的。
根据地思想之提出，以及凭险依山的巩固发展方针，以及长征时的摆脱战术，这些新的创造反映了红军在强大敌人“围剿”跟踪时代的艰苦，更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在当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革命军事天才。我们在尔后的多年国内战争中以及当前的八年抗战中，还可以看见上述的战术原则的创导和启蒙的功用。
第七，建立了团结人民的群众纪律制度。旧军队只有军纪风纪，军纪所以强迫士兵服从军官，风纪所以重军队内外的瞻观，对人民养成军队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则不属于条令的范围。反之，旧军队逐处有派兵虐民的事实。我军军纪首重自觉服从，所谓连坐法于我军毫无用处。我军风纪不在形式而在于民主自由的活泼精神。群众纪律便是我党的新创造，他正确解决了军民关系。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养成军队官兵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就是把我军官兵英勇牺牲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这种群众纪律制度便成为军民结合的桥梁。
第八，建立优待俘虏的制度，这是证明本军代表工农兵的人民利益，包括对方被压迫的官兵在内。因此本军敢于从优待俘虏转到武装敌方归顺的官兵加入共同作战。只有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我军，才能有此气魄。这个政策在战争中收到瓦解敌方意志的伟大效果。
第九，我军开始即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故即注意到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建立了废除薪饷、战费自给的供给制度。至于由此出发，发展到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则是以后的事了。
第十，更其重要的是对创造根据地的重要性之了解。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路线是从工人运动到城市起义迅即取得政权，则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到全国。中国马列主义提出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发现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这个思想的创导者是毛泽东同志，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其正确性。
以上是我军最初建军的纲领，一般包括在二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之中，它把中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对立的腐恶痕迹便彻底肃清了。这样明确规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用党以建军并领导军队，再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掉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这里明确的使党与人民认识了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关系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结论，是在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艰苦过程中所获得的。党一方面必须接受国民党暴动军队的遗产，利用其军事经验。一方面必须改造其雇佣军队脱离群众的本质。党一方面必须起用和信任旧军队出身的军官，没有他们，当时我军的作战指挥不是一般民运党员所能胜任的。所有一批旧军官在这点上均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党一方面必须用力对他们进行改造，党不顾情面暴露了投身革命的旧军官与我们党中间的矛盾。是否从群众出发，是否具有群众观点，是否承认农民战争是我军的革命特质，便是争论中心问题。
现在看来，假如党当时不坚决克服出身旧军官的党员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他们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那是会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上的胜利，于最初建军有其决定意义。党一方面利用旧军队，欢迎旧军队官兵转到革命方面；一方面又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队不从内部瓦解将增加中国革命成功的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与党内不重视军队工作，无条件排斥旧军队的倾向进行斗争。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求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的坚持根据地。因此，只注意扩大主力不帮助武装地方，和只注意武装地方不帮助主力，两者都是错误的。党在时局估计上，一方面反对空洞乐观主义，不了解斗争长期性，幻想冒进明天就取得胜利；一方面反对悲观失望情绪而怀疑红军、苏维埃之能否长期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正是这种胜利时轻敌冒进，失利时悲观失望的代表。一九二八年秋进军湘南的失败，便立即受着历史的惩罚。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队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党在当时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正确估计政局出发，从反对各种偏向出发，特别是反对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急性病两种偏向，所以能够在反革命的长期围困中达成建立红军、发展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井冈山斗争直到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区联系、建立中央苏区为止的建军规模确立的过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便全部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便在政策上、组织规模上完全奠定了我军历史的建军的基础。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纲领便以完备的姿态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功绩应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其超脱人寰处，在于就当时的每一革命经验，每一农村材料，每一具体事物，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把马列主义的原则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上加工，这种结合便创造出新的原则，再去指导革命实际，从而得着更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进一步使革命的理论丰富起来，这样使我们在斗争中便受用不尽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农村却不研究农村脚踏实地从发展农村出发，而天天幻想城市，把城市工作方法强迫移用于农村环境；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中国却不研究中国社会情形，一切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机械地把外国革命规模移雨于中国环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人民的智慧变成共产党的智慧，又把共产党的智慧与人民的智慧结合创造出新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智慧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身份在早年便确定了。当时有不少的人嘲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为“保守主义”，为“农民意识”，今天历史出来作结论，被嘲笑的乃是那些嘲笑人自己，而最为正确的，代表中国马列主义正统的，乃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意义”。又指出：“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这些指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很正确的。
然而由于斗争环境的限制，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最初建军经验不可能及时反映到六次大会中去，但六次大会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中国革命的民权革命阶段的性质，提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和红军的任务。这些正确指示，对各地启示非常之大。一九二八年冬“六大”决议到达井冈山，大家在研究中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反对盲动主义，以及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是与”六大“决议符合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超过全党的独特的卓见，且较”六大“决议更其前进突出，更其符合实际，故能别开生面，更其深入具体的发展了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事业。
在这一时期的建军，我是以江西、福建、湖南三地红军斗争经验为中心来论述的，同时在鄂豫皖木兰山，在赣东北磨盘山，在湘鄂西洪湖，在广西左右江，在广东海陆丰等地，红军发展过程，虽备有特点，但一般均走着相同的路线。举一反三，不再一一复述。但要特别指出，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失败，这是极大的教训。如果拿各地苏维埃和红军来与江西苏区红军比较，则应承认后者没有犯过路线的错误。更其顺利的造成一条发展红军的正确路线，其基本原因在于有一个掌舵的能手毛泽东同志。
革命运动需要英明领袖。这个真理在此更深刻的证明了。
四、论内战（略）五、论抗战（一）论抗战准备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以一个坚强的战略兵团单位进入敌后担负抗战中最艰苦的军政任务。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跟着以一个战略支队挺进华中敌后。这两支军队大胆的向敌后进军，从平型关初战的胜利起即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全国士气，使全国和敌后战局为之改观。我军之踏入抗日战场即获得影响全局的伟大胜利，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充分准备所获得的成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研究从一九三五年冬我军到陕北结束长征后直到抗战爆发此两年间党的文献，便看出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准备步骤。特别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此后的报告与论文中，均对抗日战争有正确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这便是我军出发抗战即能出人头地震撼敌寇的根源。尤其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仅及九个月的抗战经验即发布两本名着：《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把全部抗日战争的过程作了肯定而正确的科学分析。
今天来说，八年的抗日过程都从事实上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肯定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提出持久战略而不是速决战略。同时提出持久战略必须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来支持。同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战役的方针必须是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外线战。这三方面便是将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加以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能顺利执行这三个作战方针，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削弱敌人，才足以达到全国战局的持久，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在于大胆进行不利情况的战略退却，争取在有利时机和地点予敌以反袭而达到削弱和歼灭的目的。这一战略一直未被国民党采用。
国民党八年来均执行其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终究只做到向西逃跑无法停止敌人的进攻。而敌后游击战在于阻止敌人和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战略任务一般说来执行得很好，所以有了抗战八年的敌后的伟大成就，遂把敌后战场的地位提高超过正面战场，使自己处于坚持抗战的现有优越地位。毛泽东同志最后又把上述观察总括来说明整个抗日过程，提出抗战的三阶段论，即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了每一个阶段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方针。同时坚强指出敌后战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斗争的特点，从长期斗争中用以转变敌我形势的特点，以及一面抗战、一面进行民主建设的特点。这些分析便全面说明和掌握了抗战的全部规律。全国军民照这规律办事者胜，如敌后战场。反对这个规律者败，如正面战场。这是八年来的抗战过程所证明了的。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敌人方面的主要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抗战内部的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友军与我军之关系。其主要指示是，抗战的性质是一个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胜利基本因素是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来抗战。这里说明实施民主与争取抗战胜利之不可分离，在抗战中国民党厉行专政，压制民主，与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扬民主，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分歧点，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只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苏维埃战争［4］的一个继续，即是说它是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争取新民主胜利的伟大的国际战争。敌人是唯一的，即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过去不相同了。动员参战的人民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汉奸、亲日派除外），其广泛性也与过去各时期不相同了；国际援助的广泛也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与过去不相同了。还有其他不同之点。但战争的基本性质在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即争取人民民主胜利则数十年如一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其深广程度和斗争形式有了不断的改变。北代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十年苏维埃战争是共产党独立进行的，而现今抗战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去进行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了国共两党的两次离合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不仅不是坚定的，而且是实行中途背叛；他曾几次以暴易暴地站在破坏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反动的主导地位上。而共产党则经过三次大革命，始终没有弄错政治方向，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革命传统，奋勇直前，前仆后继，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大道。这就是说联合国民党进行抗日战争是适合革命的需要，同时在共同抗日中，反对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反对其投降妥协半途而废，更是适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于民族抗战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这个抗战友军的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这也就是抗战八年历经变故，抗战大业保持不坠，国共合作保持不破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内部的正确分析。
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在发展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
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二）论敌后进军（略）（三）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
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
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工横行、磨擦迭起。如果抗战初一九三八年国民党要我军进入敌后意在令我为他火中取栗的话，而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见我军强大了，便不惜到处楔入进行横插破坏，一句话说完，国民党的反共进军企图置我军于敌顽的南北夹击之中，这个局势是异常危险的。此时我军的政策是，从平型关初战胜利后，我军进军敌后，牵制敌军配合正面作战。对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这种积极作战的原则在各种战斗中取得无数次歼敌的胜利，这样就打开了敌后的局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这里我党实行了自己的口号，即“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当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开春，敌寇与国民党对我军的夹击形势到来时，我军一面坚强的迎接敌寇对敌后的战略“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采取审慎的自卫态度。在反对敌寇攻守并用的战略上的经验是：在反“扫荡”初期敌来势凶猛，我军避开其锋芒，让他挺进深入，而以游击部队削弱和分散其优势，错乱其部署。我之主力则隐蔽集结，避免陷入敌之合击点。中期敌一再扑空，其势渐减，由进攻转为比较分散筑碉修路驻守等，我军仍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予以疲困袭扰，更使敌趋向疲困，我军主力则持满待发。末期则乘敌疲困或撤退之际，予以猛力围攻，做到歼灭其一部和收复沦陷的地区。加上我军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全体人民的坚壁清野，我军灵活机动的移动，敌占区人民的同情拥护，人民武装的战斗配合，这样便粉碎了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的新战术。其堡垒主义与公路封锁与牛刀子“扫荡”，在我军面前宣告了无用。在对国民党举行武装自卫方面，我军实施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集中兵力，对顽军的磨擦进攻实施了退避三舍［9］、促使对方觉悟的委曲求全的古训；对方势焰喧天非消灭我军不可，我军才忍痛还击；击溃之后不加追击扩大。这个方针制止了武装磨擦，继续维持了国共合作。
总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底这是我军在抗战中的第一阶段，是我军向敌后的战略进攻阶段，充分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阶段，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井制止武装磨擦巩固民族团结的阶段。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寇，创造敌后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的伟大成就是，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的“扫荡”，打破第一次反共高潮，创造了遍于华北七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我军由四万发展到五十四万，解放人口六千万。加上华中根据地伟大的创造和华南的初期游击，调动敌人，应援华北，使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绩。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年冬百团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反治安强化运动。此时期国内外的重要大事件是，德苏战争爆发，日寇南进爆发太平洋战争。国内投降潮流高涨，爆发皖南事变。敌寇在华北的几年“扫荡”屡变战术、屡易统帅，无法阻止我军之活动和发展。而我新四军也继八路军之后在长江两岸华中地带创立了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于一九四一年乃以更大决心来“扫荡”华北，企图一劳永逸作根本摧毁。敌寇以冈村宁次［10］为首的进攻方针，其政治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建立大东亚战争华北参战体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政治上是改变“反共灭党”的口号为全力灭共。即是取消了消灭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以全力灭共，向国民党招手，策动其投降，这正是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行动而来的。同时对我根据地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办法，厉行”自新自首“政策和特务政策来分化我军民。在经济上厉行敌占区的配给制度，加强对我根据地物资的封锁和掠夺。在文化工作和特务工作上加强”新民会“、会门等封建迷信宗教团体，深入我区作为其进攻的内应。并特别着重以威胁利诱手段争取知识青年堕入其圈套。例如组织赴日参观团、开运动会、征文竞赛、麻醉性文学书报大量印发等。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特别运用伪满洲”皇协军“经验以加强伪“治安军”工作，此时期使华北伪军有空前扩大。又以强力进攻国民党部队，使其转化为伪军，并作为进攻我八路军的前导。其军事方针是加强封锁沟墙和公路建筑。此时期封锁沟墙和公路的全长等于我国万里长城的六倍，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其“扫荡”办法是由短期“扫荡”进到长期“扫荡”，由分散”扫荡“进到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其战术口号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特别残酷的是由过去乱烧乱杀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其目的在于消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无人区，从妇孺老幼一个不留，虐杀净尽，在某些地区造成整个村坊整个地区的毁灭。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野蛮民族的侵略行为所不能企及的。除非华北军民亲眼看见和亲身遭遇，简直难以相信其惨毒的程度。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无人性的进攻，乃更激起了华北广大人民的更高度的决死反抗情绪，这种比赛，敌人也终遭了失败。
敌寇还依靠其特务内线潜伏我区作进攻内应，同时依靠其优越的科学技术加上其精密的情报组织进行各种各色的侦察活动，专门奔袭我之指挥机关和后方勤务部门，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指挥系统、后方据点及我军部队以及根据地之人民，这是亘古无前的残酷战。
国民党这个时期尚有许多部队留在华北敌后地区边沿，经不起敌寇这样空前严重的压力，采取了经过国民党层峰所批准的“曲线抗敌”政策，即是毫不抵抗，整批率队投敌；投敌之后即作为敌寇“扫荡”我军的前导。国民党的妙计是投敌反共，“变奸伪区为敌占区，再变敌占区为自卫区”。国民党这个政策直接帮助了敌寇，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例如庞炳勋、孙殿英［11］之流投敌将领就华北即在四十名以上，先后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这个力量辅助敌寇，更增加了华北敌后的严重局势。从此，在华北七省敌后战场和华中五省战场，均只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击敌寇的任务，这个时期全中国的抗战担负和中心便转在敌后，转在华北，转在我党我军的肩上。这个时期，敌后战场上地区破碎、死亡枕藉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斗争场面，当事者在当时并不觉得，那时只有向前不容后退，过后思之才令人心悸。我军将士和人民到处鲜血横流，每日均有被敌寇包围“兜剿”的危险，亦即每个部队和村庄每日都有被消灭摧残的危险，亦即每个地区都日在削小，都处在不被鲸吞囊括即被零碎细割的危险状态中。尤其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遇着普遍的灾荒，树皮草根人民食之殆尽，发现易子而食的悲惨情景。天灾的袭击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在事实上敌寇的毒辣计划收到了不少的暂时效果，例如在此时期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清河区等地全部变质，变成游击区或隐蔽游击区，主力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退回山地，只能留一批干部带小部队在该地坚持，与当地人民共生死存亡、作最后奋斗。又如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各大根据地亦大大缩小了，我军由第一阶段五十四万减到三十万，人口由六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这种缩小是何等严重啊！
在这个兴灭继绝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和党的军委是以冷静坚强高瞻远瞩的头脑，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指出敌后艰难困苦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指示鼓励了敌后抗战军民。连年发布我党着名的十大抗战政策［12］，另一方面下达了有名的军委第四号指示［13］，提出正确的巧妙的应敌的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逐处发动千百万人民与敌寇周旋，这样去突破危局。
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我党我军以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来对付敌之总力战，以更大的团结和统一指挥来对付日军、伪军的协力，这就是领导上的比赛，精神上的角力，团结与团结的比赛，结果我党领导的民族团结便击破了敌寇伪军的同床异梦。
敌寇以太平洋战争的新胜利和敌汪对华新政策来进行欺骗，瞎吹敌伪必胜，我党我军以强大政治攻势说明苏必胜，德必败，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必败命运。这种宣传比赛用事实来揭破敌伪欺骗、巩固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加强战斗单位来对付敌之包围奔袭，任何机关均能干根据地变质时继续坚持斗争、指导斗争。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存储。我们用华北、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我们用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发动群众的反特斗争。来根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们用敌进我进的办法到敌后之敌后去坚持游击战争，以回答敌之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以支持平原。我们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到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外，去动摇敌人之心脏。
我们创造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办法，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承认在不利情况时的退却，而这种退却是为准备好能适时转入反攻。承认在敌情严重、根据地变质时，能巧妙运用敌人能容许的范围去达到掩护自己、保存自己以准备恢复工作，以掩护武装游击之随时进出。我们用深入而坚强的敌伪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中立伪军伪组织，这一工作，日本反战同盟［14］和朝鲜独立同盟［15］他们工作得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用地下党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士绅和青年，以上层工作来掩护下层工作，这样使敌寇之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我们用整风审干政策改造了思想，团结了全党，提高领导能力，改变了工作作风。
我们用拥政、爱民、拥军的政策加强了军民的团结，粉碎敌寇的挑拨离间的伎俩，巩固了共同奋斗的决心。在军事上，我军以反复穿插对付敌之辗转电击，以间隙穿插、灵活转移对付敌之纵深合围，以分散隐蔽、反复转移对付敌之集中包围和”清剿“。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以军民大破坏对付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地雷战对付敌之梳刮搜索，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地区之被合围“扫荡”。主力则灵活转移，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与民兵们就地游击就地坚持，达到与敌人扭打纠缠，使敌人”驻剿“也难以肃清，不得不自行松懈停止。这个阵势是主力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战。当敌人集中前进时，其锋不可当，当其转入”驻剿“时，已自行分散，意味着其势稍杀，其力初竭，当其分股下乡搜索时或换防转移时则其弱点已暴露而到了战周转变关头了。军事组织上的成就是，扩大了内战时军区工作的经验，将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主力、地方、民兵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正确使用，一面使用兵力，一面积蓄兵力，这样便坚持长期战争渡过了难关。
这就是在第二阶段上敌我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文化对文化各种斗争方式的总的比赛。斗争之持久性、复杂性、残酷性是古今中外的新创局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是经过考验的、制胜敌人的武器。我们与敌人的比赛，我们并未落伍。敌寇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计划是失败了。我党我军取得坚持抗战的伟大胜利。自然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是缩小了，军队数量是减少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是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某些地区业已接近枯竭的地步。然而我党政军民受着锻炼，锻炼得十分坚强，学会了各种斗争经验，数量之削弱增强了质量。就是说我党我军经过第二阶段的伟大斗争，人人敢说不再怕敌寇了。敌寇之伎俩已穷，而我军办法之多则愈出愈奇。这里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谢谢“他的”教育“，使我们学会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打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第二阶段，数量缩小的后退阶段，锻炼增强质量的巩固阶段的基本内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东、冀中各根据地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根据地开始从缩小转到再扩张的时期直至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首先是苏联的再进和德国再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战争局势。接着是意大利投降，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攻，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16］，露骨地完整地提出其法西斯政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是以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是派汤恩伯、李仙洲大军进入苏鲁敌后发动大磨擦。敌寇恰在此时与汪逆订定日华同盟条约［17］，强调实行对华新政策，这是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密切配合着。敌寇鼓励蒋介石的反共以策动其投降，蒋介石经过反共来达到引起敌寇的谅解。在蒋介石名着《中国之命运》中，袒露了反苏反共反英美的纲领。基本上说来，在思想上、精神上蒋日业已站在一条战线上了。这个时候，陕甘宁边区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敌后各地武装制止了李仙洲、韩德勤、汤伯恩、顾祝同所发动的进攻，我党取得击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接着是由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审干运动，发动了伟大的生产运动和有力的除奸运动，敌后各解放区立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的成绩。同时这一时期各地实施并再次深入减租减息的群众建设和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解放区更加团结起来。
在对敌斗争中，敌后各地实行敌进我进的伟大进军，取得解放区的再扩张，我军的再发展。主力乒团之坚强，地方兵团之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加上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设施，把敌后各解放区提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里与国民党从河南败退、两湖瓦解、粤桂沦陷、滇黔告警、川陕震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接着又是河南解放区、湘赣解放区之新出现，和苏皖、浙江、广东各解放区之新扩张。我党对敌战斗的胜利与民主建设的成绩无情地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路线的谬误，指出毛泽东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正确。抗日救国的重责落在我党我军身上，国际视听，为之改变，人心趋向为之奠定，敌后解放区的发展如日中天，而蒋介石领导的大后方日趋崩溃。这个趋向从去年五月所连续进行的、经美国调处的国共谈判把中国问题的本质完全暴露了。因此今天担负在远东和中国战场上抗战救国的责任，是要依靠毛泽东和共产党而不能依靠蒋介石和他亲手所腐化了的国民党。谁是能够担负抗战救国责任的军队？以及谁是日寇的对手？这个军队、这个对手只能是八路军新四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如果要恢复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必须依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楷模从蒋介石统帅部的改造做起直至其军队各种制度的改变为止。谁是能符合全国人心的政权形式？谁是能担负抗日救国的政权形式？那只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经得起锻炼，只有他能领导战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八年抗战中证明他腐朽无能，反动有据，误国殃民，已经到了应该彻底改组的时候了。总之，根本解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解除其反动祸国的失败主义的军令政令，立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立即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这已是应天顺人、挽救时局、争取抗战胜利的必由大道。抗战胜败和建国百年大计取决于此，这是全国军民奋斗的中心目标。我党我军领导的敌后解放区便是这个奋斗的主潮，是强大的日寇所不能压服阻止的。国内任何反动阴谋的阻挠顽抗必被粉碎无疑。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
的宏伟报告，”联合政府“这个正确口号已为全国军民所接受，已经在行动，实现之期已经不远了。以上就是说明敌后斗争第三阶段，我党我军再发展的阶段以及它在全世界全中国所起的伟大的影响。
（四）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就（略）（五）对敌伪方面的评论（略）（六）抗战初期、中期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上述经过均属于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事情。抗战已接近末期，总结整个抗战的经验的时候尚未到来，现在拟将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教训作一初步总结，对于进入末期以及结束抗战是有意义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八年来的伟大发展证明其完全正确。其基本内容是针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敌后战局的残酷性，提出了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游击战略。针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而提出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他抗日的一面而反对他反共的一面，这就是正确的站在中国劳动人民立场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针对着抗战中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特别敌后的艰苦斗争环境，提出坚持抗战、积蓄力量、长期打算、储蓄人力物力财力的持久对敌的方针，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对顽固派武装反共的严肃自卫方针，创造了一条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正规路线，从军事底定打开局面转入深入群众运动，直到建设群众武装再转到伟大的生产教育和军政建设。这一条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使每一阶段上应做的工作有了极其科学的部署，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均有适当的配置，既不轻重倒置，也不先后错乱。同时又在每一时期每一具体工作部门都贯穿着对应付情况和进行建设两大任务的统筹兼顾。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必要的建设，和以这种必要的各种建设支持长期的反“扫荡”。这就是全般的领导艺术，使领导者在极端纷至沓来的战争中，能把稳船舵化险为夷而主动的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这一条领导路线原是依照内战开辟根据地、巩固向外发展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又依据抗战新环境的锻炼，而更其完备系统化成为创造根据地科学的一条领导路线。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同样总结了多年的民众运动的经验，造成一条正确而科学的做群众运动的新方针。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是最标准化的新的群众运动路线。这是我党二十多年来群众运动的成果。
在军事政策上提出又打击敌人又发展自己，从打击敌人中发展自己的游击战争的总战略。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一切各种斗争，这便是游击战争的总概念。在这个优异的游击战略之下，既照顾主力，又照顾地方武装，又照顾民兵；既照顾军队本身，又照顾地方党政人民，于是把根据地几千万人民锻炼揉和成为一支人民的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寇。这便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抗战军民主持制定的一条完整的抗战路线。换句话说，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的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群众工作的路线，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教育团结学习的工作作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便是这个完整的抗战革命科学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抗战政策和游击战略是主张积极打击敌人的，而且是主张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逐渐的歼灭敌人的，其战略精髓在于以占主导地位的分散游击战配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打击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这与怕打敌人的”恐日病“有区别，又与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拼命决战有区别。
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略口号，如响斯应［18］表现在我军的发展和削弱的过程上面，便明白指出集中不分兵便不能大发展，同样只分兵而不集中也便无法应敌，也便无法再发展和保存已有的发展。这个原则毛泽东同志运用到抗战新时期的条件下，便提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主张，又更概括地提出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纲领。这告诉我们，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去分兵大量发展自己，又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弱小，敌人强大，战争的长期性，分兵游击是主要的，是战略的，带普遍性的。而集中应敌是特殊的，局部的，甚至以后运动战在相持阶段中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就可以认识到重视集中作战、忽视分散作战，重视正规战、忽视游击战，重视正规军、忽视地方军、游击队，重视军队、忽视地方人民等一系列的部署上的、思想上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弊害。
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战略是主张联合国民党的，是主张帮助国民党的转变的，是正确估计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因此也更主张以我军的行动配合友军、帮助正面阻止敌人前进的。凡我们同志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全部抗战责任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上面。他还有重要的打算，便是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支持抗战的骨干。要阻止国民党投降，要钉住国民党使它不敢放弃抗战、不敢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切必须从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上做起。这种正确主张，与不帮助国民党、不配合友军作战的“左”倾情绪有区别，也与专力配合国民党友军、不发展自己或放松自己发展、迁就依赖国民党有区别。总之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把敌、友、我的关系放在发展、削弱、上升、下降，地位互易诸方面去考察、去决定对策。第一必须削弱敌人。第二必须发展自己。第三对国民党的进步或倒退都预作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战重任的打算。
对敌、对友、对自己三方面的情况和关系有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处理，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由于未能正确了解洛川会议［19］的精神，初期即有偏差，十二月会议［20］到六中全会［21］这一段中间则受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甚大，对敌、对友、对己都摇摆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没有执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
但每个地区所受影响和程度不同，觉悟也有先后之别。这种摇摆是由于从事多年内战的同志，依据其内战经验未能灵活运用于抗战新环境，对毛泽东同志所主持几年的从思想上、政策上转变到抗战环境的各种报告指示，没有深刻研究和了解，食而不化，抱残守缺，把从事内战搞正规军搞运动战搞大根据地现存的一整套移用到抗战新环境，忘记了敌人不同了，忘记国民党初期的友好仍包含充分的敌意，会迅速变化。于是只重军队忽视地方，于是只知抓一把忽视应该大力去重新开辟根据地，一切打算只从胜利发展方面去着想（发展和胜利确实使人头昏），片面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内战局部的旧经验，特别是偏于军事方面的旧经验，这样就容易造成党内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因为他强调速胜，强调现代水平的运动战，强调国民党作抗战主体，把自己作抗战附庸等观点，都在某几点上与我们一部分同志根据内战运动战经验，片面了解敌人一些弱点而产生的轻敌心理相吻合。因而虽出发点不同而达到主张运动战正规战之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对友关系上则迷惑于国共合作初期形式的谅解，激于民族义愤，而陷于迷失方向，这就成为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这样就离开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正确的政策。这样，对于错误路线的接近一分，必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脱离一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迷惘，使这种迷惘尚未达到造成潮流的地步，而我们一部陷入迷惘的同志，也迅速在实际碰头中间、在敌寇大“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惊醒起来，全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才取得了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我党过去曾有的政治摇摆往往需要好几年或几个大失败才能改变，则今天这种转变角度是缩小而迅速的。这是我党的伟大进步，是由于我党有了伟大领袖的结果，也由于我党一大批干部布尔什维克化程度提高了的结果。
其次是执行党的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问题。我们要了解敌寇、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实即是人力物力财力之争，换句话说即是互相争取人民。
他们是以军事力量争取对人民的统治，以达到其压榨剥削之目的。我们是以军事力量解放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故在军事开展和底定的过程中，即应动手做群众工作，并适时转到以全力深入组织人民大多数和进一步依靠群众，这是发展革命的总规律。在抗战时期深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根据地巩固支持抗战的中心关键。离开这一点，一切民主政治的强调，便失掉了强固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更是这个武装斗争特点中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更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其本质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义。
这一系列的对中国革命的本质的了解非常重要。我们只空喊懂得武装斗争的特点，懂得搞军队，搞根据地，懂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无济于事的。懂得打仗，懂得训练军队的军事专家，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懂得作地方工作的农运专家，这只是农民工作的起点，而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加上无产阶级领导，这才是全面性的东西。现就眼前的抗战来申述一番：抗战本质是一个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由国民党领导必致失败，因为他无限制地使用农民，牺牲农民，不替农民办一点好事。这个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一面替农民办事，一面鼓励和组织农民拿起武器走上政治和战争的舞台。抗战军队和根据地，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集团，如果一味照存留在农民身上的地方性保守性办事，必致难免于狭隘报复而有陷于孤立的危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充分发扬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而避免其弱点。以处理旧军队、旧国家的观点来处理这个新军队和根据地，必致陷入空想与事实矛盾的错误迷乱之中。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本质是中国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领导千百万武装农民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一种联合抗日政策，形式是联合的，立场和界限是分明的。没有这个坚定的立场，不足以搞统一战线。类似的情况，我党的建设亦复如此。我党多年在农民群众中的活动，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从农民党员中训练干部，一面提高其觉悟，一面洗刷其弱点，从照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这样建设了我们伟大的党。毛译东同志指示我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则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现代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
我们党不是农民哲学家，而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首先善于接近农民，向农民学习，善于为农民利益着想，善于以各种组织形式去组织农民，八路军新四军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善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直到农民最后解放。同时更善于以各种人民的斗争去配合农民斗争，造成伟大的中国革命阵线。过去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中心主义，由于忽视农民革命战争或过度和冒险地去指导农民革命战争，便败坏了中国革命。同样以旧军队经验为中心的单纯军事主义者，他们只有战术头脑、而没有战略头脑，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只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得军事政策，他们除军队而外不知其他，或者口头仅仅知道一点农民或照顾一点农民，而不知道农民利益实即军队本身利益，而不知道军队来自农民，应该为农民利益奋斗。他们这种无知，也同样削弱了革命。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的一般了解。
六、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这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同志。
北伐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这三次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22］。现就这一伟大的理论命题作一番考察，作为我党我军
二十多年来的军事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的尝试。
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太平天国出现了革命军事家如洪、杨、石、李［23］等，出现了反革命军事家如曾、左、李、胡［24］等。洪、杨、石、李的军事学是产生于农民暴动，有了朴素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论成就。即就这一点已所向披靡，已使曾、左、李、胡束手无策，最后是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曾、左李、胡等才能完成其所谓中兴大业。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说。近四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25］。于是开始了中国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实质，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直至蒋介石的新旧军阀主义，只造成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近四十年伟大革命领袖如孙中山先生，虽然半生戎马，仍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26］的幕僚军事学中讨生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军事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乃是一个铁的事实。从小站练兵［27］起，中国废除绿营［28］和游勇，采用资本主义的军事方法和形式，创造所谓有名的新军，这个新军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他的成就造成了军阀主义，对外敌屈服献媚，对人民横蛮镇压，祸国殃民乃是其基本特点。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我们在其中找不出任何根据民族传统的创造因素，找不出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有益民生国计的影子。伟大的北伐战争击破了北洋军阀，这是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和影响，有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共的支持的结果。可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大革命之失败使这一点革命影响败坏，封建买办的奴性气息又统治着中国军界。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确切反映。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设中国军事文化，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中国共产党身从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独立领导的军队起，整个中国的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辉煌的成就：真正代表中国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来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快事。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军事学派呢？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孙吴兵学［29］。孙吴兵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国家的混战情况，他的许多战略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这是由于无论时代如何进步，而私有财产社会背景仍是共同的原故。特别将近二千年来的战争活动累积经验是很多的。例如根据地思想，奇袭挺进的运动战思想，农民暴动的游击经验，坚壁清野、疲困敌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藏落在毛泽东同志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便成为崭新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是简单继承民族前辈，而是加以改造了提高了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近四十年来取法西欧的镀金的中国旧军事学派。
中国旧军事学派的特点，几乎全部是德国战术的翻译家或抄袭家们在中国军队中讲授根据德，日诸国背景条件所铸就的战术。他们抓住了军事学上一般适用的带普遍性的原则，而忽略中国战争的特殊情况，更不懂得中国革命军事的特殊规律。他们是善于呀呀学语，拾人牙慧，在通常圈子里他们能讲会说，也能打仗，但一遇到与本书不合的新的战争情况，他们只好屡屡败北。
中国陆大、黄埔、保定完全代表这种军事翻译教条主义，八年伟大抗战国民党军队的败北，便是这个学派破产的证据。问题是这批笨伯们今天没有觉悟，他们死死陷在翻译的操典条令之中。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拒绝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验，但只采用其中适用的东西，特别其中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非大量采取不可，这正是我们长期学习的对象。然而资本主义军事学如涉及战略学、战役学以上的范围，则中国的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与他们不同，我们便不能完全照抄。我们应根据中国战争的特点，提出自己合用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也有别于苏联的革命军事学派，在思想方法上，在为人民服务上，在争取世界民主和平上，这个基本精神我们军队与苏军是相同的，可是苏联军队是伟大的成功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而我们只是局部胜利正走向全国胜利的一支人民军队，其特点是由农村根据地过渡到全国胜利，即便这个全国胜利到来而中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较之西欧各国仍要落后百年乃至一
百五十年，所以我们只能有择别的去学习苏军的经验，而不能机械搬用。
在我军历史上曾经犯过机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不应重复的。
因此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他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革命立场，面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强大敌人，根据手中此时此地的条件办发展革命的事，白手兴家，日新月异，不直达革命胜利不止。
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30］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但从来不曾把他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孤立的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使用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使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由此可见，毛泽东军事学派便把旧军事学的狭隘范围冲破，把军事学范围广泛扩充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旧军事家穷年累月所专攻的战略战术只占这个政策中一部分。这个军事政策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这便是中国革命军事学的重大特点。于是旧军事学中的腐朽部分被废弃，合用的东西被保留，新的正确的作战原则代替了死板无用的旧教条，这在军事思想上军事组织规模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只有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有魄力的去发动这个革命，完成这个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的新的军事科学，这样真正开辟了中国军事历史的新时代。
于是，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军队内部无阶级对立、讲究官兵弟兄般阶级团结的军队，那种内部包含两个阶级以上的对立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工、农、兵、知识青年的人民子弟兵大团结的军队，站在人民之中替人民服务的军队，那种替统治阶级服务、奴役人民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来自人民、回到人民，来自生产、回到生产，那种长期脱离生产雇佣性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反对愚昧黑暗、提倡文化的人民大学式的民主军队，那种提倡愚昧黑暗，造成非人生活，脱离人民的旧军队，他是业已过时代了。旧军队是“集天下不义之人、日授以杀人之事”，而我们的军队是集合工农青年子弟专门讲究替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旧军队全靠保留战争的永远性而存在，我们的军队是向战争作战，为消灭战争而战争，为根本消灭战争、消灭军队、消灭军事、实现人类永远和平而努力。旧军队依靠技术，依靠机器，把人的活动屈服在技术支配之下，我们的军队是依靠人的因素，依靠人去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发挥技术，把人放在技术之上。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的中国，旧军队已走完他的历史时代，总体上它已不能再发展也无法再发展，它必须让位于我们的革命新军。一切旧军事学派，必须让位于我们毛泽东新军事学派。
在作战方式上，我们很重视一切军事经验，但从来不被其束缚，且从实践中加以检验，而大胆创造新经验新原则。同时又从来不自己限制自己，而是大胆变更陈旧的东西迎接新的合用的东西。
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变动的，故作战方式的决定也是发展的变动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与教条主义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军事家能指挥工农群众以原始武器梭标土炮去杀敌制胜，去换取现代武器，去创造游击兵团。当我军进到游击兵团时代，我们的军事家又能运用当时各种条件去与强大敌人进行正规战，战胜敌人，把自己提高到正规军，人们曾预言过八路军新四军的低级技术不可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化的军队作战，有人曾希望我军进入敌后之被消灭，然而事实证明，我军的作战，不仅在内战时期是能手，即在民族战争中，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皇军“，仍然获得杀敌制胜发展自己的伟大效果。这由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大家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武器，从实际出发，故无施不宜，而能应付各种情况，从内战顺利过渡到抗战，而能掌握各种战斗方式，从游击战、运动战到阵地战。今天的战争形势在剧烈变化中，我党我军将很快走完农村根据地的路程，过渡到掌握工业化的大城市，掌握现代国家的军事装备。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的去迎接这个发展，我相信定能胜任愉快的去抓住这个发展。
最后，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长期的反对军事路线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创立起来，坚强起来的。首先在反对一般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中创造了建军的群众路线，群众作风，群众游击战术；其次在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左”派革命家的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巩固向前发展的战略，创造了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优异的战略和战术。而且那种冒险主义只是那些“左”派革命家们在红军胜利时的一种发狂的表现；一到红军受挫折时，他们灰心丧气退却逃跑要求离队打埋伏，对革命与红军丧失信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又转而打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去使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这种“左”来左打有来右打的思想斗争精神，保护了创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学派。我们要懂得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其残酷剧烈的程度，并不亚于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员要对这一点具备高度自觉性，拥护毛泽东同志代表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军事路线，而坚决反对并克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员和干部对任何带敌性的、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应具备敏感，知所行动，这是使我们伟大事业继续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