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1］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战，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规。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
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①
这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抗敌》
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凡不积极去发展和扩大的，凡不积极去纠正自己的弱点、从斗争中补救自己的弱点的，必然走向失败。游击战争要求不断发展，要求走向主力，凡停顿、保守的等于自杀。第三，游击战争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政治领导和动员，决然不能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所谓命令游击、强迫游击是决然不可能的事，煽动游击是可能的，但一定在群众愿意条件之下，他们能决然武装走向战场，没有这一政治基础，任何巧妙手腕都是无用的。第四，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诸先烈也常常采用游击手段对付清皇朝，当时统治者以“乱党”、“匪党”的名目加诸同盟会身上。这一段回忆谅必是仍存在我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当时的统治者大骂“乱党捣乱，只知破坏，不知建设”，造谣中伤说“同盟会的领袖是外国人生的，是要把中国奉送给外国人”，这一类滥调不仅说后十年已为我们所熟闻，现在在抗战中的江南，南京、上海的日寇发言人也以“游匪”、“共匪”、“游击队就是土匪”、“蒋、共投降苏俄”等称号加诸我们及一切抗日军队的头上。实际游击战争规律是在对统治者进行反抗滋扰，必然使用可以削弱对方的一切手段。这种行为，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纪律，当然与土匪行为决然不同，但统治者常抹杀此点而进行造谣中伤。
另一面更有趣的我军捉的日本俘虏，也公然义愤似地抗议说：“中日交战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窃办法”。再有就是当去年广州陷落之际，日寇华南总司令某也致电蒋委员长，要求两军会战。他责备中国军队在不利情况下的战略的自主退却。这又说明统治者与游击者的斗争方式根本对立的倾向……。总之凡统治者和两军的强方，他们总想把弱者或对方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他、诅咒他，加以“匪、匪、匪”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舍不得这个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来增强自己。
这已经是说出了全部的秘密。历史本是前进的，本不会兜圈子的，但是五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中，恰恰有类似的重复事件，从统御术与革命术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找得出许多滥调的无数次的重复，虽然他们内容和实质不能尽同，这应该是最开心的事体。第五，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一年在桂林，对滇粤桂军讲演游勇战术，一般已指出游战的特点，他更主张革命军的补充与接济应该取诸前方，不应专靠后方，这点更是远见卓识，令人崇敬。孙先生这一段指示，特已印发，大家可以细看。我们回想本军的历史，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全部都经过游击战争的阶段，所以我们具备了游击的专长。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结论实与孙先生的指示暗合。我们不应该抱残守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来发扬自己的特长，创造更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