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概况，我们研究后得出以下几点教训：
第一，我们认为从停止土改转到双减和合理负担政策，几个月来，中原党最缺乏深入研究中央政策和具体研究当地情况，首先去获得当地各种知识，然后把中央政策与当地实际结合，通过群众意见，去订出适合人民要求的工作方针，而是仅凭主观办事，不仅坚持土改，举不出真凭实据，即转到双减与充分利用抗日经验的认识，亦是模糊的。这里不仅看出吴芝圃、赵紫阳［13］等同志的对“左”的留恋，同时亦检查出从右的方面去了解新区政策。
例如把暂时利用旧保甲解释为提倡旧保甲廉洁奉公。又如说统一战线是群众解放的策略阶段，即搞统战可以不发动群众。又如号召地主回家，造福桑梓。
又如豫西、洛南成立地主和平救国会等。我们一般估计中原党内“左”右倾同时存在，故掌握党政策是很摇摆的。这里教训我们一个政策的改变非有系统说明不可，更非根据下层的实际调查作有理论的说明不可，我们在这方面很差，所以纠正不彻底。
第二，各地同志均对中央政策采取断章取义，或利用其合我口胃的一段或一部，作为自己的掩盖阵地，口头上同意上级指示，并不把上级指示研究带到群众中去，真正查勘一下，如何是好。例如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对土改已彻底进行的地方均有保留的指示，各地即利用这一点去扩大土改面，而并不是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切实知道某地的真分假分来决定。
第三，各地缺乏从全局看问题，从整个战略利益看问题，把土改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中原现在局势，在政策上要求能“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因而需要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一层是不加考虑的。对八十万人马的军需问题之解决，是首先需要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生产工作最得人民拥护，也不大考虑的。紧张的阶级关系是目前我中原党的主观能力所不能掌握的，混乱的社会秩序是最不利于战争进行的，也不放在政策考虑的主要位置上。
第四，认为停止土改是退了一步，不了解过去急性办法正是领导者离开群众跑得太远，现在是要退到群众原有阵地与群众重新结合，率领群众真正前进。
第五，我们深感形式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由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式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普遍存在，最障碍党与群众的结合。豫皖苏人民说：“要我们分地，请先把棺材准备好。”在干部中相当普遍的流传：“讨论土改派土改，派了土改催土改，催了土改缴土改。”这是最中时弊的舆论、与群众工作中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行政作风的典型。目前真正的群众利益，在于打击政治首恶，肃清土匪，减轻负担，获得初步解放，要依靠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去发动群众，与群众呼吸相通，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从启发群众的自愿自觉出发。这种真正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我们最缺乏的。这里使我们觉悟到这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固然会使本来很好的一个土地法一变而为原始的农民的破坏运动，已令人吃惊。如果顺此路线去搞双减，也一定不能收得更好效果，难免不重复“讨论双减派双减，派了双减催双减”，直到“缴双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