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本月初八日，微臣得与会议之列，恭读谕旨，并阅各章疏函件，敌强我弱，不禁愤恨涕零。国家内有文臣，外有武将，令事势一至於此，臣工不职，无所逃罪，特贻误在前，顷已时迫势险，即施谴责诛罚，於事无益。北洋大臣李鸿章，淮军之战，势既毫无把握，幸而得一介绍言和者，遂不得不为此苟且目前之计。朝廷平昔恃该大臣为安危，当兹急难之时，该大臣别无奇谋胜算，方以练兵、裕饷、简器、造船为始事。试问十余年来，所一意讲求者，非此数事乎？抑此数事，朝廷曾掣其肘乎？该大臣尚思自诿，其余复何责焉？皇太后、皇上见其如此，而时势又不遑他图，自不得不许其议和，即大小臣工，又安敢付国事於一掷，轻阻其议和。然观该大臣所奏，虑及议和之难，似不容言者更从置喙。然则分界、通商、偿费等类，言者苟有异议，皆可加以阻挠之名，与古人尽群议广忠益之道，未免刺谬。
况法人倘或如该大臣所虑，要我以必不能行之事，虽曰竭力迎拒，固难克成议。是和之一字，亦无把握。且安知彼非以和款我，以和尝我，而实将肆其狡计，逞其贪谋也。自来驭戎之方，战则振国势而固人心，和则中敌谋而招外侮。至於迫不得已，出此下策，虽欲不贻後患，不损国体，其势万万不能。夫彼既胁我以和，肆意要求，何所不至。徒恃空言拒却，终不免多方迁就，俯首曲从，贻患何待於将来，损威即在於今日，即如福禄诺密信中语，狂悖横逆，凡为臣子者，实皆耳不忍闻。李鸿章则以为外人夸语之常，不足为怪，使天下臣民悉同此见，无复廉耻义愤，生於其心，设遇危急，淟涊偷生，何堪设想。揆李鸿章之意，不知如何乃为贻後患，如何乃为损国体，况所谓决无大损，可验之海口通商；永久相安，可验之中俄接壤，任意欺饰，与事实正为相反。此中无穷隐祸，该大臣顾曾未置思耶！臣窃谓为今之计，欲全大局，必先杜要挟；欲杜要挟，必当集重兵；外以和示羁縻，不妨於周旋委曲；内以战固根本，要在於惨澹经营。李鸿章始终不以主战为然。此时纵责令整顿防守事宜，徒托空言，非其本志。惟宸衷独断，仍召鲍超、刘铭传等，迅速来京，就京师直隶见有之兵，日夕训练，并相度形胜，分驻通州一带，及近畿扼要地方，尤必使天津距都城二百余里闲，重关叠锁，旗纛相望，令有数百千里之势，不可猝犯，外为津海声援，内作京师屏蔽，彼虽狡诈，容或降心，无理要求，庶几稍戢，及此忧勤惕厉之时，定为有备无患之制，和议未成，不涉震惊，和议幸成，勿轻遣撤。此非为一时一事计也。通商十数国，眈眈环伺，类有轻中国之心，今日和议成，明日将有接踵而起者，如俄罗斯、日本，尤近之国，亦思侵地、亦思纳赂其将何以待之？
故选将练兵，非直日後之要图，实为目前之急务。显以杜法人之挟制，隐以防他国之觊觎，即福禄诺以和解为言，犹盛称其兵头米律孤拔主战而不主和，以示收发操纵之计，我何可以专事畏缩，谈笑以谢弯弓，或事势稍有变更，至於坐受祸败。其滇粤边防，沿海措置，宜益加严密，断不可恃有讲解，辄行弛备，不惟使已集之兵，已费之帑，顿归无用，且恐一旦卒有他虞，更为调发，缓不及事。曾纪泽奉使数年，忠勤之志，强毅之力，名重海邦，为法人所忌。李鸿章所谓不能为之讳者，乃天下人所欣谈乐道者也。宜亟召回委以重任，俾曾国荃、彭玉麟等相为倚仗，以图事功，总之羁縻以缓目前之势，坚定以图久远之策，不更待闲暇以玩愒时日，不稍弛备御以隳懈人心。如此定计，或可以战而後和，亦或可不战而和。其於见时之要挟，将来之流弊，较易防杜，而朝廷因势利导，保境息民之意，庶其有济矣。伏望圣明谨持操柄，详审几先，勿专恃和以误大计，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见，不敢雷同附和，急迫上陈，伏乞圣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