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所损益如何论
圣人之制礼，不能不以所可为者而遗后世也。圣人之制礼，尽吾力而求工于文章度数之间，使后有作者，不能加毫末于此而无所损益焉，亦何不可之有。呜呼，亦独不为世变虑耶？世变之来，圣人盖审之熟矣。人情物变，不能常如一日，圣人亦岂能以用之一世者，先数百世而为之文章度数以尽其变乎？势必有所穷也，穷则必断之以弊矣。虽有圣人者作，亦将奈之何哉？故莫若以其所可损益者遗之，使之可损则损，可益则益，与物推移，随时消息，常不至于穷而有所弊。夫惟不至于穷而有所弊也，则庶乎百世之可继乎？吁，此三代圣人之制礼，以其所可为者遗后世也。
而或者之论则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日无礼则乱。三代圣人之制礼，不敢尽吾力而为之于其先，而常以所可为者而遗后世，则是三代之世，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其礼犹有所未备，必至于后世有所损益而后备，毋乃不可乎？曰：此非知本末之论也。三代之礼，所损益者文也，无所损益者本也。三纲五常，其本也；文章度数，其文也。三纲五常虽历千万世而不有所损益也，文章度数虽以一代之兴亦必有一代之所损益。是何也？文章度数之用，常与人情物变相寻于无涯，人情物变不能常如一日，则文章度数亦岂能常如一日哉？吁，此三代圣人所以不敢竭吾力而为之，而常以其所可损益者而遗后世也。
礼之为物，所以管世俗而防民情，昭人物以化天下，日趋而日变，而日以异。凡其登降之节，揖逊之容，与夫器用之饬，冠裳之仪，宾客祭祀之事，必欲其详且尽，而使来者无毫末之可加，而不能有所损益焉，其可乎？吾逆知其不可也。是故穴居野处之不如宫室，茹毛荷毳之不如衣裳。上古圣人，其智非不足以办此，而必待尧舜氏作而后易之者，盖虑变也。则圣人其敢先时变而为之，惟恃吾力之所及，而不计世变之无穷耶？此三代圣人之于礼，宁使吾被有所损益之名，毋使后世无加之之所；宁使礼制有所沿革而常新，毋使礼文无所增损而终弊。故夫养老之礼一也，夏则燕衣，商则缟衣，周则玄衣；祭祀之礼一也，夏则尚明水，商则尚醴，周则尚酒。堂一也，而有世室、重屋、九筵之异；辂一也，而有用木、用革、用玉之殊。凡若是，皆三代之所损益也。夫自二代而至于周，礼之仪文，其所损益犹且若是然矣，其或继周至于百世，则其文章度数之间，夫岂无所损益者耶？此制礼圣人逆知时变之所趋，必至于有所当损、有所当益，不敢尽吾力而为之常，以其所可为者遗后世也。
虽然，周之文亦岂容轻有所损益于其间哉？继周者秦，区区损益，无足议者。汉继秦，独非礼所损益之时乎？野外之容，徒事绵蕞，两生不来，良有以也。盖至于武帝之世，承平日久，百年可兴，博士弟子之习稍有可观者，而议礼君子犹不以三代之所损益而予之，此又可以观世变矣。
子谓武未尽善
论曰：圣人之心，苟有所不足于中者，无隐也。以圣人之心，何至于有所不足者？而事变之来，不能尽如意也。事变之来，不能以尽如吾意，而吾适遭其所穷，不得已焉而冒为之，圣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于此者，而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吾之戚然、愧然之意，盖将所在乎见之，而不能以自禁。见之而不能以自禁，而何暇乎文之以为欺？呜呼，兹其为盛德之事也。
武王之《武》，所以为未尽善，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凡人之不幸而犯不韪之名者，其辞气容色，必有所讳者也。于其辞气容色有所讳，则君子必以为犯是不韪也，必其本心为之而非有所隐诎。何也？吾心果有所诎，则亦何畏乎天下后世之共知之也？古之圣人所自见者吾心，而非所恤于天下之辩吾与否。故虽有负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为吾取之而不辞。呜呼，兹武王之《武》也，所以见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固矣，文王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然文王能逃诸其身，而不能逃诸其子；能不兴周，而不能保商之不亡；能止汝坟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集，则夫武王之事诚有所大不得已者。天下之美名，岂惟夫人乐得之，圣人亦乐得之，武王亦何为安于居天下之谤，而使夫后之人得借以自便其无忌惮之为者？武王而安于居天下之谤，则必其身后之名有所不忍计而后为之，而非其所欲。盖使吾身获廉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居之祸，则是以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宁以天下之故病一人，无宁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则牧野之师，岂必待伯夷非之而后知。虽武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为之。吁，武王之势迫矣。
象成之乐，无亦为周之王天下而作者耶？夫周之王天下而至于作象成之乐，而武王之心尤怛然甚矣，于此乎有不足之意焉。固非武王之耻，亦非武王之谦也。武王之心，犹汤之心也。汤之惭见于言，而武王之未尽善见于乐。圣人岂故以声色欺人者，盖其胸中之藏与天地并，固不肯以其心之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后世或有察焉，盖将缘是而得吾之微，而吾亦庶乎其有辞于天下；后世而不吾察，则将丛谤于吾身，吾无憾焉耳。呜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道，而武王之心则见矣。
鲁昭公之为人，皆知其非礼，则“党君”之责，其过也无疑，故夫陈司败之有言也，夫子亦安受之，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夫有过闻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则亦宁有所避焉？或者后世必有知吾言之非党者也。然则武王之乐，其未尽善也，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有夫子焉知之，乃武王之幸也。谨论。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
天地圣人一，自然之理也。惟无容心于其间，则得矣。何也？理妙于无而趋于有者也。无非果无而用生焉，有非真有而化存焉。皆理之自然者耳，岂容以有心为之哉？故凡以有心为之者必有迹，有迹则凝滞于物而非化矣。盖盈天地之间何者非化，而圣人之所以财成者亦何适而非用。用藏于无则为化，化显于有则为用。用之所存，天地固无心，而圣人亦无心也。后有作者，亦惟因其自然之用，全其自然之化，斯可矣。是知不致之致其用神，不成之成其化妙。天地也，圣人也，同此理之自然者也，而吾奚容心之有。否则用非其用，而与大造之初意不相似，则亦迹焉而已，化云乎哉？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请申之：尝谓天地者无形之圣人，圣人者有形之天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盖天地以其心漙万物而无心，圣人亦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君人者之于天地圣人，非致其用之难也，致之而无致之之迹为难；非成其化之难也，成之而无成之之迹为难。爰自开辟以来，凡宇宙之内，鼓之为雷霆，润之为风雨，通之为山泽，衍之为金刀货宝，生之为桑麻谷粟，无一非天地之化，则亦无一非帝者之用。充满六虚，愈有而愈无也。周浃万物，愈著而愈泯也。上畅九垓，下氵斥八埏，愈溥博而愈渊泉也，曷尝有一毫容心哉？世固有心以致之而终莫之致，有心以成之而终莫之成，此无他，天地圣人本自然而然，彼有心者自累之耳。后之君人，岂可求天地于天地，而不求帝者之天地哉？
思昔帝者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因风雷之“益”而教之以耒耜，则吾无斫揉之劳；因火雷之“噬嗑”而聚之以市货，则吾无通变之迹；因风行水上之“涣”而作舟楫，因上火下泽之“睽”而制弧矢，则吾无刳剡之巧。凡此者，人以为帝者之用也，而不知即天之化也。一用之施，一化之著也；一用之行，一化之全也。然人知其著而不知其所以著，知其全而不知其所以全，惟天下莫知帝力之时，乃造化不容致诘之妙。岂惟天下莫之知，虽圣人亦不自知也。岂惟圣人莫之知，虽天地亦不自知也。呜呼，天地之与圣人，一理也。古之与今，亦同一天下也。岂有古之人可以致用，而今则不可以复致；古之人可以成化，而今则不可以复成？孟子有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惟能妙有为于无为，则ＦＦ几矣。是必置经纬于无方无体之中，泯智巧于不识不知之际，茫乎天运而云行雨施，窅尔神化而阴阖阳开，不动声色而天地之蕴、神明之奥、万物之情，森然在是。盖至于此，则风雷非隐也，而耒耜非显也，火雷非无也，而货市非有也，风水火泽非精也，而舟楫弧矢非粗也。有致之功，无致之迹；有成之理，无成之形。果孰为君人乎？孰为帝者乎？又孰为天地乎？浑浑乎无声无臭之天而已。
虽然，圣人本无所容其心，然岂无所用其心哉！盖天地之心，惟动则见，而万化之根本，胥此焉出。而帝者之用，亦当因其用心者求之。故吾心之理累于有固不可，而溺于无亦不可。当使之周流，而不当使之间隔；当使之充畅，而不当使之凝滞。心在是则用在是，用在是则化在是，《易》之“存神”，即其所以前民用；而《中庸》之“尽性”，即其所以赞化育也。故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呜呼至矣。谨论。
子贡有志于仁
仁道之难言也久矣。至近也，而至远也。溥之而横四海，推之而弥宇宙。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也，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也。夫妇之所能知能行，而圣人天地之犹有所憾，则其为道之大至矣。然岂泛滥而无当，广博而无涯者乎？故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生也，有天地而后有生之理，而后有人，则仁者生之心也，斯固与天地万物相为流通焉者也。夫既以天地之理而为心，则一夫之无不被其泽者此心也，位天地而育万物者此心也，流于千百世之后而无穷者亦此心也。其效验之至神而功之至大，似不可以近而求也，而亦岂在于高远乎哉？子贡有志于仁，而以博施济众为问。此圣人为仁之功用如此，而非学者入德之方也。
昔者禹欲天下之民以己之心为心，而伊尹耻其君之不为尧舜，有一夫之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圣贤之志于仁者固如此，是以至仁之世，天下熙熙，居不知其所为，行不知其所止，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顺帝之则而已。其湛恩汪濊，而沐浴膏泽，德茂之流盛矣。于是天地瀼合而阴阳相得也，煦妪覆育万物而草木茂区萌达也，以至胎者不崟，而卵者不殈，鸟兽鱼鳖，无不咸若也。此圣人为仁之极功，而参天地、赞化育者不外是矣。然不过此心之推而已也，苟不反其本而修其末，未尝不以高远而病之也。孰知夫目好之五色，而民序之所以不乱也；耳听之五声，而民情之所以不乖也；口好之五味，而民食之所以不匮也；情好之珍膳，而民性之所以不拂也。出吾之心以行之，则自有不言而喻、不戒而孚者，而笃恭丕显之治，有不在是乎？故曰：五寸之矩足以尽天下之方，而君子不下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也，非心之谓欤？不然，则求以惠天下也，必将出布帛以衣之，而欲天下之无寒，不可得也；发仓廪以食之，而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以至忧其为颛蒙也，而导之以向方；忧其为奸邪也，而示之以礼义。又必将谆谆然家至而户说之。吾恐其日之不足也，而圣人盖亦劳矣。故天下有易简之道，而吾心有驯致之功，操弥约而事弥大，守愈敛而施愈广，涵之为溥博渊泉之机，出之而有无穷广大之妙，体用不遗而本末兼该，斯则一以贯之之道也。
盖以心德之既全，则尽己之性而尽人物之性，而参天地、赞化育，推之而无难矣。夫天地以生之理而赋于人，则其道固流通而无间，而所以位之、育之而使无物之不得其所者，则固此心之能事，而非出于所性之外也。苟出于所性之外，则虽天地之所难能，而可贵者有不足贵也。何也？不可以语仁也。故穷深极远，而差等伦类失之矣。是虽义足以让天下，勇足以蹈白刃，智足以通幽明，苟不本之于心，则亦外焉者也。尧之所以为治者盛矣，而其所以为德者，曰温恭允塞，曰浚哲文明而已。以至亲睦九族而平章百姓，黎民有于变之休；百揆时叙而四门穆穆，庶绩有咸熙之美，皆不外乎此心之推也。使无所本，而曰吾有以济天下，是则尧舜之所以为病也。
以心而求仁，则博施济众之功可以致。而以博施济众而求仁，则茫然驰骛而莫知所止，无异于逐日影而欲其不蹶也，难矣。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则心之推也。子贡之所问者，圣人之功用也。夫子之所告者，学者之入德也。不推其本而求其用，不察其微而要其功，不本之于心而曰博施济众，则未有不流于墨氏之弊，而兼爱之说入之矣。故不徒曰近，而必曰能近取譬者，则圣人之意微矣。要之，仁道至大，虽子路之勇、冉求之艺、子文之文、文子之清，皆不足以语此，而夫子之所以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告颜渊者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已。夫子盖循循然若不敢好为高论者，然则道岂在于高远而难能者哉？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