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之作威，非一日也。武王尝观政矣，而商不悛。尝师次于河朔矣，而商复不悛。然则武王何拳拳于商之悛也？悛、不悛何足介意，而无辜则吁天也，百姓则暴虐也，四海则毒痡也。武王虽无心于商，而有心于民也，是则武王之事诚有大不得已者。士女一绥而我师罔敌，牧野一誓而前徒倒戈，武王岂得已哉！故归马放牛，为天下也，非为己也；散财发粟，为天下也，非为己也。武王仁民之心遂而《武成》之书所由作也。《武成》之书虽作，而《武成》之辞未白也。《武成》之辞未白，是圣人以无心待天下后世，奈之何天下后世不以无心待圣人也。
战国之世，用兵争强，以相侵夺。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甚而长平之川，阴山之北，皆且血流而鬼哭矣。轲之意，以谓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黩武之惨，得非《武成》之书有以启之乎？于是有“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之言。而“血流漂杵”之一语，是固为攻其后以北者而设，非谓武王也。特《武成》之辞不白耳，而轲之忧，则恐“己亥”之误不止于“三豕”也。
故尝谓仁天下之意，昭如日月星辰，越千载犹一日。吾言书之不可信，于圣人何损，而于天下后世则可以遏其不仁者之心，而其利则溥矣。轲之言在此，而意实在彼也。盖尝因是而观之，牧野之师，伯夷固尝非之矣。然伯夷非谓武王之非也，忧天下后世无君者见之误而非之也。《大武》之乐，仲尼又尝谓其“未尽善矣”。然仲尼非谓武王之未尽善也，忧天下后世用武者失之黩而未善之也。孟子言书不可尽信，非不取武王也，忧天下后世杀人者流于惨而不取也。吾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于商之末也。
使功不如使过
论曰：天下之事，恃其所长者必败，而取其所不能者常获。故夫意得志满者不可屡逞，而摧败困踣者，是乃明主之不弃者也。人臣之立功，不忧其挫而忧其锐，不畏其敢而畏其专。盖惟挫者有所戒而锐者必骄，敢者不避其难而专者每视为易。夫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满、骄且易者为之，呜呼，难矣哉！惟夫摧败困踣之余，则其心之切于自效，而愧于无以自赎也。切于自效则其用力也专，而愧于无以自赎则其为谋也不敢以不戒。以此遇事，其与夫骄且易者远矣。人君图任之际，其可弃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过之意也。
人有常言：“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嗟夫，士不可以成败论也。士以成败论，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物，遭一蹶者得一便，更一过者长一识。伤弓之鸟高飞，惊饵之鱼深逝。世之深思远虑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必世之所谓孤臣孽子也，士果可以成败论哉！况夫英雄豪杰之士，非以其才有余为可喜，而以其更事之不多、器识坚勇之不足为可虑也。启发之机，必生于愤悱之后，知情伪者，亦得于险阻艰难备尝之中。久于得志，非人臣之福也。故凡英雄豪杰之士，不有以阻抑其气，拂乱其所为，以固其谋而大其所受者，不足以大用于天下。
昔者留侯以其仇秦之志，不胜其忿，而奋于一击之间。当是时，子房盖几死矣。及其以谋辅高帝，则能舒徐阴伺，以决楚汉之雌雄。李陵之勇，尝以数百骑深入不毛之地，盖汉将之翘楚也，而终于偾军降虏，何其拙于前者或智于后，勇于昔者乃大谬于今耶？盖惟夫一击之误陷于虎口者，有以忸怩留侯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见高出汉庭之右者，乃所以盛李陵之气，夺其魄而覆其军也。呜呼，人君其可以摧败拂乱之者，而弃天下之英雄豪杰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尝不成于有所警惧，而败于有所忽也。惧心起于自讼，忽心起于自矜。兹二者，功过使之也。
昔人有夜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发没羽，下视之乃石也，却而复射，则矢跃无迹。夫射一也，而中否异焉，何哉？以虎视石，则其心有不免之惧；以石视石，则恬不知怪而以戏处之者也。故夫有功处事，以石视石者也；以过处事，以虎视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视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所不济哉！而每每以过弃人，是未免以成败论矣。
愚尝见司马子长论李将军为将，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无成，以谓“百姓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至论霍去病，无他美，独“天幸不至乏绝”。夫子长不少假借于屡胜之去病，而独惓惓于老死不侯之李广，何也？亦尝疑之矣。盖至于孟明、秦穆之事，然后喟然叹曰：嗟夫，子长之意深矣。世无秦穆，不识孟明。士之以有过弃者，不独李广也。贾谊纷更之请，似有少年浮躁之失，谊之思未熟也。长沙之谪，谊有大过人者矣，而亦卒以不用死。呜呼，谊之不得为孟明，不足憾也；文帝之不得为秦穆，可惜也哉！
王珪确论
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怀才以自见于世，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与媢嫉其长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顾，无与共此乐者，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而犹怀不尽之叹，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
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王珪，其于唐室之兴，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而无相媢之意，虽至于廷论之际，辩其所长，如数白黑，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确论如何，于是始有可论者。
夫宠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际，至难居也。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而无异同疑间之论，则为可愿耳。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萧何、韩信、张良，盖杰然于其间。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托，而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乃一身之至忧也，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而二臣为之感泣。使泌如张延赏，则晟方欲死而不可得。论至于此，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盖同体共事之人，其论易以不公，而人主之听易以入，此自古之通患，而其来非一日矣。
唐太宗之兴也，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谟谋帷幄，以定大业；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而李靖亦有功于南方矣。其后天下平定，玄龄相与兴仆起僵，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彦博于出纳之间，盖亦具尽其劳。至征伐之责，靖实专之。及魏徵、王珪以仇臣入居谏诤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鉴人物，使之廷论诸公之才。而珪一二辩数，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谋同辞而皆以为确论也。不然，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此何足以为知人，而诸公乐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
嗟乎，珪之论可谓至公，而其心亦甚平矣。珪与徵，均为谏臣，而忠直剀切，大略亦相当也。人情每蔽于自知，而珪独察其直，耻君不及尧舜之心，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辩析毫厘，而明于自知，则其论安得而不公？吾是以知其心之甚平也。虽然，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而唐业之成，亦劳矣。以汉帝之多疑，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奋然有天下豪杰之心，使新旧迭用事而玄龄泰然居之，不以进退自嫌，故诸公得以尽其才，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夫迭用新进而不伤于国家之大体，此萧何、曹参之所难而珪之有所未及也，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
汉诸儒修艺文如何
经学既废而复存，可以验圣贤余泽之所自矣。夫已废者未易以遽兴，而已缺者未易以遽全也。当经学废缺之余，而毕力补复，犹能使来者之有考，此岂无自而能然哉？亦惟圣贤之余化深浃乎礼义之邦，而考古好学实出于天性之自然，故其前后相承，源流如一，虽经学之厄于一时，而相与维持，遗文卒赖之而不灭也。呜呼，是其源委盖深长矣。
秦坏《六经》，而汉儒修之。坏之之易，而修之之难也。然艺文赖之以复修者，则齐鲁之士居多。何哉？圣贤之教，熏陶已深，而世习其业，终久不忘，秦纵坏之，而人心之经学终不可得而泯也。然则六艺之修，独非齐鲁之圣贤余泽之验欤？
汉诸儒修艺文如何？请因范蔚宗之言而有论焉：太史公之序《儒林》也，其言夫子之述六艺，所以悯时行道之意，诚深切矣。盖至论齐鲁之士，则及其习俗之雅厚，天性之纯笃，与其更变履难而卓然固守之意，反覆慨叹，拳拳不释焉。而复从为之辞曰：“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始尝疑之，圣贤阐人心之理而作经时，欲使天下之昭昭，非一方一国之所得私也。通经好古，奚独齐鲁之士为然？而经学之复修，卒亦齐鲁之士是赖，何欤？盖天下之理，非出于渐染之已深者，则其所习为易回；非出于情性之固然者，则其所业为易变。齐鲁，圣贤之邦也，孔孟周游其间，而以经学淑后进者弘矣。化行当时，泽在人心，谁忍忘之？讲学于儒术既绝之后，弦歌于引兵迫城之余，风声气习，终始纯固。史固谓其袭圣贤之余化，而天性然也。是虽烈焰之酷，禁纲之苛，而学士大夫口诵其文，心维其义，兢兢传守，以世其家，固有经百变而不诎者矣。艺文之复修，非齐鲁诸儒之功而谁欤？
自今观之，伏生，济南人也，而言《书》。田生，菑川人也，而言《易》，皆其教之著于齐鲁者也。高堂生以《礼》名，申公、辕生以《诗》显，而《春秋》一经，实胡母生声其学于不传之后。兹非炳炳于齐、鲁之间者乎？厥后缉比遗编，推寻断简，使继之者有稽而传之者有宗，皆齐鲁诸儒之力也。夫自秦氏之厄，而《六经》之遗响几坠矣。是数公者，以其耳目之所及，师友之所传，更相讨论，互为正救，而六艺赖之以复立，绝者复续，缺者复全，而息灭者复盛。万世而下，获味六艺之全文，而继见天地之大造，诸儒之功，顾不远欤！不然，丁宽，以《易》著于梁者也，而原其学，则本于齐之田何。赵绾，以《诗》名于代者也，而原其学，则授于鲁之申公。经学渊源，信不为无所自来矣。然则六艺之修，吾安得不归功于齐鲁之诸儒乎！
嗟夫，已废者难修，而既修者易定也。艺文之复修，诸儒用志，亦甚苦矣。而东京之士，不能因已修之书而求至当之论，何哉？大庭会议，而戴、冯以辩给御众；韩歆欲立古学，而范升、陈元之徒纷如聚讼。观蔚宗所载，若任、戴、包、薛之徒，类皆互相诡激，而非有志于圣经之奥旨者也。无忝前修，仅有康成一人而已。夫诸儒能全其书于经之已坏，而后学不能守其业于经之已全；诸儒能出力以任其至难，而后学不能平心以考其所易，遂使《六经》之粹学，反累于众氏之繁诬。是则东京之士，其有负齐鲁之诸儒甚矣。蔚宗既以修艺文为诸儒之功，而复以滞固所禀为守文者之病，其亦有感于汉兴之诸儒也夫，其亦有憾于东京之学者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