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省吾参政书
沈比部过浙，奉短启，想已得达。不才为县无状，付之天下公论，不敢因缘故知，以求盖覆。有如公论不明，天下之责，亦有所归，不肯扰扰置之胸中，而复向人哀鸣也。
今犹有渎聒左右者：向去县时，县学诸生保留，朱大顺以为首被斥，此尤可笑。阳司业出道州，太学生李偿、何蕃举幡阙下，集诸生三百余人乞留。如此，李偿、何蕃可尽斥耶？王莽时，吴章得祸，弟子多更名他师，云敞独自劾归，殓葬之。莽最凶暴，犹以敞有义，擢为谏大夫。今之为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恶之甚，故无所不至也。
明公掌宪越中，岂容一夫滥冤？如令朱生还业，亦可使东海无大旱矣。若区区则惟所处之。《诗》云：“伊谁云从，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谅察。
与林侍郎书
昨进造，承款待过厚，忘其隆贵，而念三十年故人，极增感叹。有光盖有所欲言者，自以有涂污之负，而不可以渎高明之听，因含嚅以退。
还别以来，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苟以谓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为县，奋励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向风矣，盖不必以威刑气势临之，从之者如此之易也。独其异类，莫可驯扰，其在上者，旨意各殊，虽强与之欢，而若以胶合，终不可附丽。以故往往多谬，始知今世为吏之难在此。
昨得稍迁，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来有不善者，以故谨避之。方觉心闲而无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为不善者猬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罗织之狱。姑以吏胥为名，微文巧诋，实行排陷之计。昔韩颍川以循吏而推校萧长倩之放散官钱，吏被迫胁，以自诬服。马季长儒者，为梁冀书李子坚狱辞，则李公死有余辜。今彼爰书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则以贪污之；欲以仁名，则以残败之。信口而言，信手而书，几无全者矣。使下得以诬其上，贤者为不肖之噬啮，人情风俗以得胜为雄高，而闾阎之情无所自达，此可大惧也。
古之圣贤，论出处之义，归于自洁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几其可信。非敢望营进，而期于洁其身，此亦士之自处也。伏乞谅察。
震川集之八
书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有光生长东南，祖父皆以读书力田为业，然未尝窥究水利之学。闻永乐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吴，朝廷赐以《水利书》。夏公之书出于中秘，求之不可得见。独于故家野老搜访，得书数种，因尽阅之，间采其议尤高者，汇为一集。
尝见汉世，国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与博士议郎杂议。始元中，诸儒相论难盐铁。及宣帝时，桓宽推衍之至数万言，而盛称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乱，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论》，仅止一二，然以为世所传书，皆无逾于此者。
郏大夫考古治田之迹，盖浚畎浍距川，潴防沟遂列浍之制，数千百年，其遗法犹可寻见如此。昔吴中尝苦水，独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复知其为害，而堤防一切，废坏不修。今年雨水，吴中之田，淹没几尽。不限城郭乡村之民，皆有为鱼之患。若如郏氏所谓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水犹有大于此者，亦何足虑哉？当元丰变法，扰乱天下，而郏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废其书。至其规画之精，自谓“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虚言也。
单君锷本毗陵人，故多论荆溪运河古迹、地势蓄泄之法。其一沟一港，皆躬自相视，非苟然者。独不明《禹贡》三江，未识松江之体势，欲截西水入扬子江上流，工绪支离，未得要领。扬州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盖泽患其不潴，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专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犹恶腹之胀，不求其通利，徒闭其口而夺之食，岂理也哉？
近世华亭金生纲领之论，实为卓越。然寻东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终犹未明。诚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而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而屡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为娄江、东江。今江既细微，则东江之迹灭没不见，无足怪者。故当复松江之形势，而不必求东江之古道也。
周生胜国时，以书于行省及都水营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后伪吴得其书，开浚诸水，境内丰熟。迄张氏之世，略见功效。至论松江不必开，其垂谬之甚，有不足辨者。寻周生之论，要亦可谓之诡时达变，得其下策者矣。
有光迂末之议，独谓大开松江，复禹之迹，以为少异于前说。然方今时势，财力诚未可以及于此。伏惟执事秉节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养吾东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迩者风汛稍息，开疏瓦浦，五十余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连月水势泛滥，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余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临流叹诵明公之功德。盖下流多壅，水欲寻道而出，其势如此，不得其道，则弥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见松江不可不开也。松江开，则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东南向而流矣。
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岁苦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谓江之通塞无关利害，今则既见之矣。吴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运数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则仍岁不退之水，何以处之？当此之时，朝廷亦不得不开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则无一事可为，奋然为之，亦未必难。明公于瓦浦实亲试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当时建议水利，动以工费无所于出为解。然今十数年，遣将募兵，筑城列戍，屯百万之师于海上，事穷势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当时有肯捐此数百万以兴水利者乎？若使三吴之民尽为鱼鳖，三吴之田尽化为湖，则事穷势迫，朝廷亦不得不开江矣。
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饥疫死者不可胜数。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减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决不可缓。欲望蚤为措置米谷，设法赈济。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饥民，浚导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迹，开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慢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放今年渟潴之流，备来年洊至之水，亦救时之策也。
有光蹇拙，非有计虑足以裨当世，独荷执事知爱，尽其区区之见，或有可备末议者，伏惟裁择之，幸甚。
寄王太守书
昨承明府论及水利，匆遽辞别，不及尽言。有光非能知水学者，然少尝有意考求。见卢公武郡志，止抄录事迹，略无纲要，今新志因之。而近来言水利者，不过祖述此耳。
尝访求故家野老，得书数种，独取郏氏二三家，断以为专门之学，遂汇录成书，非能特有所见也。唯以三吴之水潴于太湖，太湖之水泄于松江。古今之论，无易此者，故著论以畅前人之旨。尝又读《禹贡》，注三江者讫无定论，惟郭景纯及边实之论为是，故定以为三江之图。
明府见谕，谓吴淞江与常熟县无预。有光所论三吴之水，非为常熟一县之水也。江水自吴江经由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吴淞江之所以为利者，盖不止此。独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东北，江海之边，固皆高仰。中间与无锡、长洲、昆山接壤之田，皆低洼多积水，此皆太湖东流不快之故。若吴淞江开浚，则常熟自无积水。然则吴淞江岂当与许浦、白茅并论耶？
明府又谓：扬子江、钱塘江何与于吴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说。盖自来论吴中之水，必本《禹贡》“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既失之泥，班固、韦昭、桑钦近似而不详，故当从郭景纯。唯三江之说明，然后吴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经》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然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于此。经文简略不详耳。诚恐论者不知此江之大，漫与诸浦无别，不辨原委。或泥张守节、顾夷之论，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虽劳，反有支离湮汩之患也。但欲复禹之迹，诚骇物听。即如宋郏亶时之丈尺，时力亦恐未及。而水势积壅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据今日河影，开挑茭芦，使自昆山夏驾口至嘉定栅桥寻入海之口，则江水有通流之渐矣。今春量拨赈饥之谷，召募饥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积占茭芦，皆以告佃为名，所纳斗升之税，所占即百顷之江。兼之涨滩之税，亦多吏胥隐没，官司少获其利。昔宋时围田，皆有禁约。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经二三年，无吴淞江矣。若责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随在开挑，以复旧迹，则官不费而奸有所惩矣。
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尝敢献书当事者。异日吕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陈。前以分司旧识，因开瓦浦问及。而明府亲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谊，虚怀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鱼鳖为忧，故特有言耳。然区区所望于明府，有大于此者。昔魏王召史起，问：“漳水可以灌邺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虽死籍，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兴一世之功，不当恤流俗之议也。区区之见，要以吴淞江必不可不开。即日渡江，违离节下，岂胜瞻恋。因还舡附此，不宣。
遗王都御史书（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复自通于当世士大夫。虽承明公顾念，不遗衰弃，而亦不能少伸候谢之情，负罪何可言。兹辄不自量，以乡里细民之情，冒有陈渎，惟明公采择焉。往岁漕卒与嘉定之民哄，时巡院适在彼境，见其不直，颇加惩艾。遂至负恨，以单词赴台陈诉。其粮米不无糠秕之杂，而亦不尽然也。明公以军国重计，不容有所纵贷，然犹顾恤民隐，不加深究。吴人莫不忻欢鼓舞，叹颂明公之德矣。迩者檄下，欲以嘉定县粮赴郡治交兑，民情颇有不便。譬之骄儿之于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号呼而随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为之言也。嘉定负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来以潮汐为候。又经历太仓、昆山而后至。此法一行，民间又增转搬折耗之苦，将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诸侯地方百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贡》，古之输百里、二百里，盖所必计也。今江南为国家奉地，岁漕自所在水次达于京师，三四千里，费无不出于民。虽假之漕卒，其实民输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诸侯之输矣。夫漕卒旧法，领兑于嘉定，彼以泛舟之便，无分毫之损也。而嘉定交兑于苏州，复有雇船之役，增数倍之费矣。
国初，罢海运为转运。其始直隶苏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粮送至淮安，镇江、庐、凤、淮、扬之粮送至徐州，徐州、山东兖州之粮送至济宁，而以里河船递送至京师，此所谓转运也。当时民以为不堪，故改定于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对船贴兑，与军领运，此所谓兑运也。民犹以为不堪，故又改定于本府州县附近水次交兑，而增加漕卒过江脚耗，自此民不复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县支运，此所谓长运也。国家立国，历一百余年，因革损益，务求以便民。盖至于长运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轻改也。此法一动，恐后之议者以苏州不可，复议瓜、淮，瓜、淮不可，复议徐州、济宁。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兑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也。况过江脚价日增月益，不知其几，而后乃以长运代民之兑运。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内而使军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实增加耗之米雇之也。军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实厚受其雇而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于其间者矣。若夫粮米插和及争讼小节，明公稍加振饬，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户部每年奏差主事监兑，奉有专敕。监兑能举其职，则明公可以无问矣，亦不至启长运为兑运之渐也。
国家殚天下之力以养兵，一旦有事，兵者至于无所用，而独驱民以战。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赖所在有司与之牴牾，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异日之放纵无所不至。有司承风，莫敢谁何，民犹以羊而御狼也。濒海州县，自经倭奴剽掠之余，十室九空，而加编海防，赋调日广。至辛酉之水，吴中千里皆为巨浸，为百年所未有之灾。当时抚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银征赔未已。乡民离农亩，日在官府听候比较，昼夜捶楚，流血成沟。质鬻妻儿，投命贵室，庐舍折毁，蒿莱遍野，盖有所不忍见者。明公《甘棠》之爱，在于吾民。今日领天下财赋，百姓嗷嗷，尚望于常格之外，加以旷荡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骄子得罪于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惩之也。况兑运一事，所系非浅，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