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必须指出，诸如外线用以掩护一个地方的对陆防御工事所需的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为保证维持这些工事所需的守备部队的数量等这类战术考虑，均属于专门的陆军军事学识问题。当海军的需要在以后的处理中发展时，这一点则更为明显，即有关在国内和海外选择海军场站的问题，必须经过陆海军共同协商做出稳妥的决定。实际上，凡是涉及到海岸作战的每个问题和每项准备，都体现出陆海军共同联合以达成同一目的这一特征。
在所有这类协同配合中，总是存在着相互抵触的状况，正如在绝大部分战役计划中和在用于进行战斗的一些位置上一样，不是这里强，就是那里弱。战争在其所有的各个方面不断提出困难和有利以供选择。指挥官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在于突出相应的优势使其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于只要切实可行即应置各种困难于不顾。那种力求避开危险或对危险过分胆怯的态度是最为令人沮丧的。
旅顺口围攻战证实了另一条将被普遍运用的真理；即海岸要塞遭受陆上攻击而被占领的危险性大于海上攻击。圣地亚哥也是如此，尽管其对海防御并不完善。原因极为明显：舰船和浮动设施无法安装陆上工事所能安装的等重大炮和同样装甲。除这一劣势之外，现代战争对于舰船来说还增加了水雷危险，它对舰船运动的可能影响，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如此频繁和如此惊人的证实。而对陆上要塞来说，这种类似的危险却毫不存在。简单说来，在炮台的所及范围内舰船并非炮台的对手，恰如骑兵和步兵在其各自特定的范围内各有所长一样。一艘舰船无法对抗一座与其造价相同的海岸炮台，而海岸炮台也无法同舰船赛跑。前者的特点在于以其笨重来发挥其巨大的守势力量；而后者的特点则在于灵活机动。
四周皆水的国家或其陆地边界同军事力量较弱国家接壤的国家，如大不列颠和美国，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只针对来自海上的攻击来防守自己的港口。这适用于只做商用并非海军活动必不可少的港口；因为可以用于海岸设防的经费总是有限。然而，海军的任何活动，如同一切陆上作战一样，都要依托基地。基地实为不可缺少的基础，攻势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重要的海军场站应能确保不受来自陆上和海上的攻击。伍德将军最近于波士顿附近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证明这一事实，该城的轻易陷落充分表明需有陆上防御。纯商业城市的设防必须充分考虑到下述情况：只有当敌方想取得充分战果，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收获时，如摧毁一处重要的海军基地时，才会动用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而小股登陆部队，尽管它也可能想要夺取一处商港，但只能依靠出其不意的奇袭才能达到，就其效果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突然袭击，它易于遭到截击，而且绝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888年8月英国举行的对抗演习，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证明了兵力封锁无法防止个别一些军舰逃逸。当它们逃逸之后，恰好证实，首先，封锁部队无法得知其逃向何方；其次，海港防御单独依靠海军是难以奏效的。当逃逸的巡洋舰出现在英国的六处港口面前时，这些港口由于没有设防只得马上承认无能为力并不得不缴纳赎金。
自1888年以来，随着水下定位水雷的发展，港外的敌人布设这种水雷，便更加易于进行封锁，使封锁更加名符其实。这种水雷对于巡洋舰，甚至对于中型巡洋舰，尤其是对于一支战列舰舰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可能造成实际损伤，还在于会被人硬拖延时间。这种时间的延误就其最为严格的意义而言，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因素。恰如日俄战争所证实，位于港外的舰队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选择其位置；而位于港内的舰队要确定一条安全的水道作为航线，则不可避免地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尽管确实如此，但并非绝对如此。
在各个时代和各种条件下，技艺和警戒总是能够使一方或另一方获得较好的成果；尤其是位于港内的一方。我设想简单运用三点法来确定一条通过推测雷区的直线水道，其办法是于夜间设置三个信号灯以供观察；这样的水道既可在夜间也可在白昼予以清扫；清扫之后，进行适当的巡逻，以防敌人再次布雷。指示灯指明已经扫清的水道，为舰船导航。然而，这种方法尽管可能行之有效，但其实际运用及其繁多的要求都表明二十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而易见，位于港外的一方也必然想方设法以求制止这种活动，结果必将引起陆军称之为“前哨”战的大量战斗。
1888年遭到巡洋舰勒索赎金，否则便将遭受炮击，这就证明：商业港口需要对海设防；而在对陆一侧无需设置工事。巡洋舰无法抗击即使寥寥无几的几座重炮，也没有兵力可以试图登陆。对于一支舰队或一支登陆大军来说，一处单纯的商港作为对象实在太小，正如法国人所说，“得不偿失”。这种远征的直接目的是攻取海军基地。如今，炮轰不设防的海港已为国际公约所禁止，问题仍然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设防政策能够允许敌方船只不声不响的占用其方便港口到何种程度，例如进行加煤、修理和要求补给等。不消说，对这类船只的任何干扰就是战争行动，随之而来必将立即剥夺掉该港的不设防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