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支舰队由于其第一次前进以及需要保护其第一条交通线，如从美国港口至古巴，而在数量上已经受到削弱时，假如敌人仍然相当活跃，那它对于第二条漫长的交通线，即从古巴至向风群岛或至巴拿马地峡，就是一件须认真考虑到的事实。对第二条前进线的保护可能会使舰队的力量降低到同敌人相等，敌人拥有在其自己基地附近作战这一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舰队无法在自己的船舱中装载定量以外的补给，应由补给站补足——假如有这样的补给站提供补足的话——补给站设在第一次装载前往的位置前方某一距离上。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便可用为这样的中间补给站，即前进补给站；它们相当于前述的圣菲奥朗佐湾，或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或相当于美国进攻圣地亚哥中的关塔那摩。这样的补给站只要不遭袭击便可保证安全，因为可以设想，只要对敌人的运动进行充分的监视，便可防止其对补给站的突然大举进攻；而己方舰队由于已经前进则已位于敌方舰队及其基地面前。假如这样的前进据点或中间据点不止一处，就应在其中进行仔细选择；不但要看到它们固有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看到它们与舰队的可能运动以及第一条和第二条交通线的相对关系，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由舰队抽调兵力加以保卫，而舰队则应尽可能避免分散。
我们曾经提到巴拿马运河的防御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加勒比海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和控制地峡，与其对地峡本身进行直接防御，无论是仅仅设防进行消极防御，还是派出舰队驻防于设防的地峡进行积极防御，都不如对敌方的一处基地，比如说对马提尼克或圣卢西亚采取进攻措施更为有效。因为，如果这些岛中的一岛——假设该岛为敌方基地——遭到联合远征部队的进攻，则这样的进攻只要拥有充足的兵力，便能使战场远离运河，并能保护战场以西的全部交通。这样与积极进攻的精神结合便构成一个前进作战正面。这样的进攻即使最终遭到失败，但在其进行期间，还是会产生上述效果；假如一旦成功，敌人便被夺去一处必要的基地，如要收复这处基地，便要卷入不断的军事行动，这样便会收到夺取该基地时所起到的那种同样的保护性效果。
假如在你第一次占领的位置同敌方基地之间只是一片毫无障碍的水域(如古巴同马提尼克之间，假如萨马纳湾不能利用)，则可派一批运输船伴随舰队，最主要的是运煤船；特别是当你的优势可以允许抽出一定比例的军舰陆续供给煤炭，而不致减少参战军舰的数量使其低于敌方力量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纳尔逊就是这样将每六艘军舰编为一组轮流派往得土安装水。由于一支这样的分队不在战场，致使纳尔逊在战斗之日只拥有二十七艘军舰，而不是三十三艘。假如他能在海上补充淡水，从而将其舰船集结在一起，则战果定会更为显着。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就因在关塔那摩加煤而失去参战机会。
必须记住，在战斗之日，运输船队总是战术上的一个弱点，而且不免要使一些强大的战舰的速度减慢。假如敌人所期待的增援部队不能在已知时间之内到达，那么在这样的前进中，速度问题便居于次要地位；而且，鉴于趁敌人仍然处于劣势之际加以攻击，这在战术上更为需要。因此，在即将交战之时，就毋需再顾及运煤船及其他累赘船只的安全。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计算中，更多的是要看双方舰队的各自实力。对于运输船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对敌人进行攻击，使其无法应付，恰如对地峡的最好防御就是攻击敌方基地。这是历史上老一套的打法。1782年，法国远征牙买加时，德格拉斯发现罗德尼对其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他便将其运输船送到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各港，而后才投入战斗。
从你的新基地进一步向前推进时，可以不必因考虑距离太远而有所顾虑。需要采取的下一航程有可能是短程，就如从古巴至牙买加；或则有可能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在这种情况下，它便成为巨大的目标，现在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可能是由于正从你已经占领的位置向其远方基地撤退；或是因为自知已处于劣势，或是因为遭到一次或大或小的决定性的失败。这就需要迅速行动，以切断其退往打算要去港口的归路。假如确有根据坚信你能以优势兵力赶上并超过它，就应尽一切努力以求实现。对敌人的退却方向必须清楚无误，否则便应查明，而且必须记住，敌人正在退往的基地同其舰队是一支力量的两个已被分离的部分，必须防止已被分离的二者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常以部队疲劳、道路崎岖等为借口缓慢地在陆上追击，这决不适用。失去战斗力的战舰必遭舍弃，或令其跟随运煤船同行。这样的追击对于追踪的舰队来说只有一点不利，这就是追踪的舰队正在远离自己的供煤基地，而被追踪的舰队则正在接近其供煤基地；在计算准确的情况下，这就会给追踪的舰队司令带来巨大的忧虑。这种忧虑则是对于将才的考验和磨炼。在这种情况下，将失败归咎于缺煤，则应严加追查；并公正处理。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必须确实拥有优势，因为没有其他条件便无法进行这种艰险的追击。追击的目的在于获得巨大胜利，而胜利通常总是同优势成正比，不论这种优势是固有的，还是取得的。纳尔逊曾经说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歼灭敌人。唯有数量才能保证歼灭。”
假如这样的追击发生在战斗之后，则几乎总是弱方——退却一方——因舰船失去战斗力而感到苦恼，他可能不是被迫舍弃失去战斗力的舰船，就是被迫进行战斗。因此，战斗之后需要毫不松弛地奋力追击，就如在战斗中需要勇敢一样，都是绝对必要的。巨大的政治成就往往来自正确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事实，任一军事指挥官都不容忽视。对于那些政治成果，他可以不必很好理解；只要知道那些后果可能发生也就足够了，但他如果丧失了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就不能宽恕了。若米尼指出，1796年法军将领让其部队休息了两个小时，以致未能切断奥军的一个师与曼图亚城之间的通路，当时奥军的这个师正谋求进入该诚避战，由于他的疏忽，奥军得以避入该城。拿破仑对此从未宽恕。1690年，法国舰队司令图维尔在比奇岬战役之后没有奋力追击战败的荷英舰队，致使那次胜利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反而有助于把英国的王冠加在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人物荷兰国王的头上。因而，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松弛，便会对整个战争结局不论是在陆上的还是在海上的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事实证明，表面肯定“存在舰队”的理论，对于海军战略艺术是有害的。阻止对英国入侵的并非战败和失去战斗力的英荷两国的“存在舰队”。而是由于图维尔的软弱无力和迟钝或是法国运输舰船的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