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会的屋顶滑下来。那间教会只有一个房子，而紧挨着一座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可以透过教堂后面的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内部。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桁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小孩可以从这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而从另一面滑下来。我记得自己曾是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惊讶上帝的无所不在。它使我困惑，我因此想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头顶上几寸。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一切生活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新奇的时代，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就能发现好多新鲜的东西。眼前是南山的十个峰，后面是另一个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环绕着高山，当地人称它“湖”。由这儿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当时，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远印在我心灵的经验。因为住在南方，乡村到漳州的西溪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秃的黄土冈。可是正因为深入内陆，到了离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很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举起来渡过急湍的，船夫把裤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这环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到家里的水井汲水。学习打水很有趣。当吊桶到达井底时要摇动，这样它就会翻转来装满水，我们不知道有小机器，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这样的灯，同时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岁左右才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常用的是一种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有一点点的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些，在洗濯的时候，才不会用得太快。
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就是对西方知识被称为“新学”的强烈兴趣。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被孺慕之情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兄弟姐妹常联合起来作弄母亲。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告诉她。她肯听，可是有点不大相信，直到我们爆出笑声，她才皱起面孔，她会说：“你们又在戏弄笨娘了。”她为养育孩子，曾忍受许多苦，可是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把烹饪、洗涤等家庭杂务拿来做。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做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父亲是不随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梳辫子，而是留一种僮仆式的短发；姐姐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冲动，走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风中赏月。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几乎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看见他建筑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阳晒干的泥砖造成，上面盖着瓦，外面涂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范礼文（Ａ．Ｌ．Ｗａｒｎｓｈｕｉｓ）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定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只大钉固定在中间，那只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刻。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宝的拓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就我所见，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沙丁鱼罐及衬衣领子的一粒钮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内到处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强迫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文书本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可能是“Ｌａｄｉｅｓ
Ｈｏ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范礼文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范礼文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范礼文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的及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通问报》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学及上海基督教广学会所印行的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讽刺的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这消息，只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里攻读。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十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离家去厦门上学，那四所本地学校父亲断言它不够好。因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钱，寒假我没回去，这等于离开母亲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学会不想家而沉溺在学校里面的种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从哑铃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普遍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像回到母亲身边那么快乐。进入被群山包围的坂仔河谷之后，还有一英里就到家，我们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摇，就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么样向母亲宣布我们回来了，是在门外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还是再一次戏弄母亲，用老乞丐的声音，要一点水；或蹑入家里，找到她，然后突然对她大叫。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约束不住孩子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称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