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主流，及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的佛教。在古代的中国哲学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甚至不想谈到墨家，因为这一派在主前三世纪及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及他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及论理学的发展而为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清苦派”的，这是说他们为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自己为天，在中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认为要关心的是人的灵性问题，及这些可敬思想系统关于宇宙及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独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阐述一些在其他宗教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而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而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须在作比较之前，先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学派及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是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它们其实是相近的。而对于中国各家的教训，由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国的怀疑论，而是中国人对于无论在哪里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八世纪）及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写了渗透着道家见解的佛教诗。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便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份加强基督教主张的爱及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好实例，可在苏东坡给他的侍妾朝云的诗中找到。苏东坡－－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及伟大的儒家学者，在六十岁的时候，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一○九四年自愿随他到戍所惠州。朝云当时已成为佛教徒，而苏写诗赞美她在对神（佛）的服事上，像一个维摩天女。在这些诗中有一首，苏东坡谈及她把从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专心致志于佛经及丹炉（道教）。当不死之药找到的时候，她将和他说再见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峡的神女和他结成生死姻缘（儒家）。这首诗之所以比其他的诗突出，就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奇妙的混合。佛教维摩天女的意象在诗中重现。按照佛教的传说，天女从天上散花，花瓣落在圣者的衣服及身上将会滑落，但却附着在那些仍有世间情欲的人身上。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次年夏天朝云死了，她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念了一句佛偈，而按照她的意思，葬在一座佛寺的附近。那首苏东坡题在她墓旁白梅树上的词，是我所读过的最纤美的东西。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现灵性与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遇到了人生的问题，遇到它的悲凄和美。而耶稣用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①
①以上三节分别选自《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篇名为编者所拟。该书为林语堂探讨东西方思想异同的集大成之着作；他以宗教入手，打着皈依基督教的招牌，充满了对东方思想的赞美，实践了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诺言。该书据林语堂称，“记载了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及迷惘”（《绪言》），可视作林语堂个人的精神自传，心灵自传。只是议论太过专门，不易阅读，故节取两章一节，以便读者窥豹。
四、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一）中西思想法之不同
少时读《亚里斯多德》，使我不胜惊异的，就是读来不像古代人的文章，其思想、用字、造句，完全与现代西洋文相同，使人疑心所读的不是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哲学家所写的，而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西洋论着。亚里斯多德的学问，不但是分科的，而且是分析的，对于动植物学、物理学、政治学，甚至对于诗文修辞，都有精细的推论。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学》（Ｏｒｇａｎｏｎ）定逻辑的形式系统。后来这逻辑系统统制西欧二千年的学术。西洋学术是出于这系统，所以难怪今日西人思想法与亚里斯多德同一面目。后来我回来重读中国经史，就觉得中国思想大不相同。初看时，似乎推理不够精细，立论不够谨严。格言式的判断多，而推理的辩证少。子思言“率性之谓道”，怎么“率性”，率什么性，子思不肯阐发下去，只由读者去体会罢了。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才觉悟这体会之道，与演绎之理，大大不同。这是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因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学走入不同的趋向。要明白中西哲学思想之精奥，必先明白这思想法之不同，然后可得平衡之论而明白利弊。
单以道字而论，中国所谓道，非西洋所谓真理（Ｔｒｕｔｈ）。中国人讲天道人道，西洋人也讲天道人道。但是中文道字，西文没有。西文Ｔｒｕｔｈ字，讲客观的真理，中文也似乎少这观念。老实说，中国人对客观的确与不确，不大感兴趣。对于行为的是非，乃大感兴趣。中文是非两字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客观的事实之真伪，一是行为之是非，含有道德上的评判。英文便分出真伪之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及是非之Ｒｉｇｈｔ－ｗｒｏｎｇ。我们所谓“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常常含有道德上之评判，不单是真理之是非。中国之所谓道是要行的，可行之谓道，去行无所谓道。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西人言客观的真理，只要是真，虽然远人，为什么不可以为道？这样讲下去，东西思想内容难免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