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小心一点。”我向司机说。
“不要害怕，”红眼的大胆鬼司机回答说，“我自己也要命的。”
“但是你并没有结婚，我是结过婚的。”我反驳地说。这给了那个商人与其他乘客讲道的机会，他们终于胜了，于是我们放弃了到漳州吃午餐的念头。后来绳子又断了的时候，前边的车子独自去了，说定再来接我们到漳州去，我们站着不动。在等候的时候，大家谈起了旧厦漳铁路的好处。那条铁路很荣幸的曾被列入《大英百科全书》之中，可惜被福州的耗子与耗子的郎舅们吃了个精光。途经嵩屿之时，我看见火车上仍然有福州耗子嚼余的骨头，这就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是不能供给别的耗子来咀嚼了，我记得我曾看见半个车厢的空架仍然在那里屹立着。我不知道美国出版的第十四版《百科全书》里边是否还曾保留那条铁路。如果仍然是有的话，那就应当把他删掉。耗子们早已把他的肉吃光了。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火车上的旅客，因为他要下车在饭馆中吃面，要求司机等他一会，司机告他说火车不能等候，但是如果他先吃完面，然后再赶上车来，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到两点钟的时候，那辆汽车来了，于是我们转车往漳州去。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那个油腻商人和红眼司机的面孔。
五海外萍踪
一、临别赠言①
①此为林语堂１９３６年应赛珍珠邀请举家赴美国时在旅途上（横滨舟次）所写下的篇什。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６日的《宇宙风》第２５期。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世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戛戛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中外名着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子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着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有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