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案：朱子暇即朱治憪，其事迹见劫灰录壹永历帝纪、小腆纪年壹叁、小腆纪传伍柒、明诗综陆陆、槜李诗系壹玖、光绪重修嘉兴府志伍壹文苑传、道光修同治重刊广东通志贰肆职官表、道光修光绪重刊肇庆府志壹贰职官贰等，兹不详述。但据广东通志云：“（崇祯）十年同知朱治憪吴大伊。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同知倪文华。”肇庆府志云：“（崇祯）十年同知李含璞朱治憪。十一年。十二年同知（以后缺。）”可知崇祯十年朱子暇外，任肇庆府同知者尚有其他之人。两志所列之人名虽不同，然朱氏之到任所（明诗综、嘉兴府志“同知”皆作“通判”。据小腆纪传云：“天启辛酉举于乡，选肇庆通判，历同知。”盖先选通判，后迁同知也。）必在崇祯十年无疑，故孟阳此诗亦应是九年所作。崇祯十三年肇庆府同知既非朱氏，则朱氏此时或已离任返家，其后来在广东之活动当是重返粤省以后所为也。检程钱两家之集关涉朱氏者，除此诗外，皆为崇祯三年春夏间事，时间太早，无关考证。（可参耦耕堂存稿诗上“答朱子暇次牧斋韵三首”。列朝诗集丁壹叁上选程孟阳此诗，题作“答朱子暇见访同牧斋次韵三首”，题下有“庚午春”三字。初学集玖崇祯诗集伍“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访孟阳韵三首”。）自崇祯九年夏至十三年冬河东君访半野堂之前，未发现钱朱两人有往还踪迹。牧斋集中涉及河东君之诗，最后为第贰章所引之“观美人手迹戏题七绝句”，此诗为崇祯十三年春间所作。顾云美谓“嘉兴朱治憪为虞山宗伯称其才，宗伯心艳之，而未见也”，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壹肆拾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朱治憪。嘉兴人。肇庆同知。”是朱氏乃牧斋主浙江乡试时所取士也，其以绝代名姝告于老座师借报受知之深恩原无足怪，但此点恐为朱氏尚未到肇庆同知任所前，或是崇祯十二年末离任所后之事，俱难决言。
所可注意者，孟阳于崇祯十一年及十二年除夕皆在牧斋家度岁（参耦耕堂存稿诗下“[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及“[己卯]除夕次牧斋韵”等诗。“戊寅”“己卯”皆据列朝诗集增入），此时何不以河东君之才貎介绍于牧斋？可知此老心中直以“禁脔”视河东君，不欲他人与之接近，其情诚可鄙可笑矣。松圆于崇祯十三年冬复循例至牧斋家度岁，不意忽遇河东君，遂致狼狈而返。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
抑更有可论者。上已推定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二月末离嘉定返盛泽，何以距离仅百日松圆忽在嘉兴与云娃惜别？若谓由于难堪相思之苦，高年盛暑往访河东君，则河东君非轻易接待不速之客者，如后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壹叁通及第壹肆通之例可以类推。松圆于此点应感会，似不作斯冒昧之举。
检初学集伍叁“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略云：
邓县谢府君讳一爵。君以次子太仆寺少卿三宾封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崇祯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宾与其兄三阶弟三台三卿以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妇于郡西翠山之阳。三宾余门人也，状君之行来乞铭。
及耦耕堂存稿文上“吊问”略云：
四明谢侯去嘉定之明年，以名御史监军山东，出奇破贼，有勘定功。朝命擢公太仆寺卿。未几，以太公封侍御翁尤去，奔丧戒行，而横罹谗口。继而有母太夫人之丧，前后远迩之会吊者，迩年未已。丙子夏六月亢旱，骄阳流金铄石，禾槁川涸，水无行舠。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客或有止之者，又有难之者曰：“公有遗爱深德于子，子老而赴吊，宜矣。然古者吊不及哀，谓之非礼。今日月有时，丧制有尝，怙恃之戚皆已卒哭，子之往，其何说之词？”不肖对曰：“否否。礼之吊，非独哀死也。凡列国水旱之不时，年谷之不登者，皆吊。古者三月无君，则吊。侯不幸廉谗毁，闻风慕义，犹将吊屈哀贾，悲歌涕泗于千百世之间，又乌可以寻常久近贞而蒙论哉？”客闻之，敛容拱手退曰：“唯唯。”敬书之，以告于阍人下执事。
寅恪案：孟阳此次之冒暑远吊谢氏之丧，必多讥笑之者，其作文解嘲甚至以三宾为“廉贞”，可鄙可笑。其文引经据典，刺刺不休，兹不备录，究其实情，当为希求象三之救济耳。明代山人之品格，如平山冷燕所描写之宋信即是一例。松圆平日生活，除得侯广成钱牧斋等资济之外，尤受象三之援助，自无可疑。崇祯九年春间河东君来游嘉定，孟阳竭尽精力财力相与周旋，“三月无（河东）君”之后困窘至极，故不能不以七十二岁之残年、触六月之酷热远赴浙东，以吊过时之丧，舍求贷于富而多金之谢太仆，恐无其他理由。鸳湖乃嘉定鄞县往还所经之路线，据“吊问”中“丙子夏六月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等语推之，则松圆“与云娃惜别”诗实往吊象三途中所作。又文中二客之语自是孟阳假设，不必确定为何人，但此次鸳湖所遇见之河东君及朱子暇，观其后来所表现，人格俱出孟阳之上，然同此两人于中途阻，亦有可能，不必如文中所述二客之言乃发于嘉定启行之时也。寅恪曩诵列朝诗集所选松圆此诗，未达其六月至鸳湖之意，今见“吊问”之文始豁然通解，益信松圆谋身之拙，（寅恪案：《全唐诗》第拾函韩偓贰“安贫”七律云：“谋身拙为安蛇足”。韩程两人虽绝不相似，然孟阳于河东君之关系亦可谓蛇足之拙，故取以相比，读者幸勿误会。）河东君害人之深也。
又牧斋所作象山父母合葬墓志铭之时间，止言其葬在“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而未详何月。依通常之例，江浙地域以葬坟往往在冬季。墓志乃埋幽之石，乞人为文自在葬坟稍前之时。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均为甲子，若象三葬其父母在十二月甲子者，则或与河东君于此年十一月访半野堂事有关。盖牧斋此际文酒酬酢，必需多金，象三钱刀在手，当不甚吝啬，但象三或未得知河东君此时适在虞山，老座主谀墓之文实为建筑我闻室金之用者，否则象三将如崇祯十六年秋牧斋构绛云楼以贮阿云，贷款迫急，不得已出卖其心爱之宋椠汉书，减损原价二百金之例，以逞其虽失美人而得异书之快意矣。
复次，朱子暇介绍河东君于牧斋出自顾云美之口，自应可信，至其在崇祯何年，尚难确定，但牧斋最初得见河东君实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间，记载明显，绝无疑义。岂意竟有怪诞之说，如牧斋遗事中之“柳姬小传”所言者，今不得不略引其文辨斥之。此传亦不甚短，故兹先录其上半节于下，其后半节则俟于第伍章论之。
传文略云：
柳云产也。匪师匪涛，而能撷篇缀句，蛊及虞山鲜民。鲜民者，宗伯胜国，内院新朝者也。鲜民始以文章气谊，树帜东林，而仕路抵牾，不无晚节之慨。叩其沉博艳丽，掞藻钩玄，堪追衮国黄州之步。惟是青娥之癖与年俱深，虽身近楚山，而心怀女校书，商订风雅，于姬慊焉。适民以被计事北逮，姬踉跄归里，复为豪者主之，先折之怅，激于言旋。桎梏其人，而姬始出，所要于民者万端，金屋之贮，予唱汝和，诩司马之清如，媲治成之尚书矣。时而佳辰令节，宗族中表，穷百变，致百物，嘘之春温，拂之霜折，姬若为夷然也者。
传末附跋语云：
右柳姬小传，八十翁于曩时目见其事，而为之者也。后戊辰秋简庵闻而录之。
寅恪案：八十翁究何人之托名，不易考之，至简庵则疑是林时对。据鲒埼亭集贰陆“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参雍正修宁波府志贰捌人物志及小腆纪传伍柒遗臣二林时对传等）略云：
公讳时对，字殿扬，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府鄞县人。公以崇祯十二年己卯、十三年庚辰连荐成进士，时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常熟□侍郞□□，闻公名，招致之，公不往。公论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钱光绣尝讲学石斋黄公之门，其于林张溥，仪部周鏕，皆尝师之，而学诗于□□。公曰，娄东朝华耳，金沙羊质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师。□□晚节如此，又岂可师？子师石斋先生，而更名师乎？光绣谢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往拜公床下，自是尝抠衣请益，间问漳海黄公遗事。公所举自东崖所作行状外，别传哀诔挽诗祭文及杂录诸遗事，几百余家。其余所闻，最少者亦不下数十家，恨不能强记。自公没后，所谓茧庵逸史者，缺不完。其诗史共四卷，今归于予。
殿扬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中式会试，其年十八，下数至康熙戊辰应为六十六岁，似与八十翁之称不合。然文人故作狡狯，亦常有事，殊不能谓必非殿扬自托笔名也。至若“简庵”，当是林氏以“茧”与“简”音近诡称耳。取林氏所着留补堂文集贰“朋党大略记”并荷插丛谈“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及论钱牧斋及黄石斋事等观之，颇与柳姬小传类似。然则此传纵非林氏自撰，亦是林氏所嘉许，以为作传者所目见而实可信者也。
复次，钱柳同时人有松江籍曹千里家驹茧庵者，着说梦一书述明末清初松江事。其自序略云：“余行年八十，天假之年，偷生长视，使得纵观夫升沉荣瘁之变态。若辈之梦境已尽，何不以笔代舌，使后人得寓目焉。余非目睹不敢述，匪曰传信，或不至梦中说梦云尔。”则“柳姬小传”跋语中之号“八十翁”者之年及“目见其事”等语与曹氏似有关，亦似无关，未敢决言。又此书中不道及钱柳事，或以牧斋不属松江之范围，遂不列于此帙。但有可注意者，此书壹“纪侯怀玉（承祖）殉难事”条云：“鼎革之际，惟（吴）绳如（嘉胤）、（夏）瑗公（允彝）从容就义，言之齿颊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计穷，未得与吴夏比烈也。”则于卧子尚有微辞，岂由卧子与河东君有关之故欤？姑记于此，以俟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