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七月诂训传第十五
陆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汉属右扶风郇邑。周公遭流言之难，居东都，思公刘、大王为豳公，忧劳民事，以此叙己志而作《七月》、《鸱鸮》之诗。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师述其诗为豳国之风焉。
豳谱豳者，后稷之曾孙曰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正义曰：《周本纪》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率，子公刘立。”是公刘为后稷之曾孙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纪》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刘因封不改，故知公刘自邰而出也。《公刘》之篇说公刘为狄迫逐而徙居，经云：“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本纪》称公刘在戎狄闲，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汉书·地理志》云：“右扶风郇邑县有豳乡，《诗·公刘》所邑。”是汉时属扶风郇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预云：“豳在新平漆县东北，邰今始平武功县所治厘城是也。邰近而豳远，从内出外，故言出。”公刘以夏后大康时失其官守，窜于此地，犹修后稷之业，勤恤爱民，民咸归之，而国成焉。正义曰：《国语》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纪》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间”。此云公刘窜于此地者，案此《公刘》之篇说公刘迁豳事皆详悉，自邰徙豳，必从公刘始矣。盖不窋之时已窜豳地，尚往来邰国，至公刘而尽以邰民迁之也。《本纪》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是也。定国于豳，自公刘始也。韦昭注《国语》，以为不窋当大康之时，公刘乃不窋之孙，不应亦当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刘以大康时失官守者，《周语》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书序》云“大康失邦”，则夏后之衰自大康为始，故系大康言之。其实公刘适豳，不当大康之世，郑据《外传》之文，取不窋之事以为说耳。《本纪》云：“公刘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周道之兴，自此始也。”又《公刘》之篇具述公刘居豳爱民之事，是民归之而成国也。其封域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义曰：《禹贡》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厎绩。”是岐山、原隰属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阳，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刘》之篇说公刘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难，而入处于岐阳，民又归之。正义曰：《诗·绵》传及《书传略说》皆有其事。公刘之出，大王之入，虽有其异，由有事难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义曰：《本纪》云：“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古公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而郑独言公刘、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于此二人，故特言之。
成王之时，周公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二年。正义曰：《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模仙出居东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东”，不言“东都”。周公避居，固当不出畿内，自然在东都。于时实未为都，而云都，据后营洛而言之耳。周公在东，实出入三年。言二年，顺《金縢》之成文。思公刘、大王居豳之职，忧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义曰：此释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刘遭夏人之乱，大王有戎狄之难，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时，教民以蚕农为务，使衣食充足，忧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积德勤民，子孙卒成王业。周公既出居东都，恐王业毁坏，亦忧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与公刘、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忧国之心矣。无以发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诗，仰陈公刘、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变故，陈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言遭变，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传》季札见歌《豳》，曰：“美哉，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明在东都作之也。《七月》之诗，非刺成王，非美成王，无故说先公之风化，陈王业之艰难，则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诗周公所作，大师题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经十世，知唯念公刘、大王者，以公刘初居豳之主，大王终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俊，皆有事难之故。周公身遭事难，追念处豳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难，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后。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绵》篇说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时，得民之意，民恋其德，故与俱迁。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郑于上句言周公居东二年，此句说其作诗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书》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谓居东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则？序云“周公遭变”即作，不应坐度二年，方始为诗。《七月》之作，当是初出之年也。
后成王迎之反之，摄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纯似于公刘、太王之所为。大师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正义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国政而致大平。其出居东都也，其入摄王政也，常守专一之德，不有回邪，纯似公刘、大王之所为也。周公作诗之时，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终得摄王政，其事又纯似之。此诗用于乐官，当立题目，太师于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不合在周之风、雅，而以为豳国之变风焉。此乃远论豳公为诸侯之政，周公陈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业之本，不得人周、召之正风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专名一国。进退既无所系，因其上陈豳公，故为豳之变风。若所陈本非豳事，无由得系于豳。周公事若不似，于理亦不可系。此诗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系之为宜也。《春官·龠章》云：“吹龠以歌《豳诗》。”则周制之前，已系豳矣。谓之变者，以其变风、变雅各述时之善恶，《七月》陈豳公之政，《东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变诗美者，故亦谓之变风。《公刘》亦陈豳事，不系豳者，召康公陈公刘以戒成王，犹召穆公陈文王以伤大坏，主者意为雅，不得列为风也。《鸱鸮》以下，不陈豳事，亦系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为《豳风》，《鸱鸮》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专一国，故并为《豳风》。故《郑志》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专之。”逸言“咏周公之德”者，据《鸱鸮》以下发问也。郑言“上冠先公之业”，谓以《七月》冠诸篇也。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于是周公为优矣。次之风后、雅前者，言周公德高于诸侯，事同于王政，处诸国之后，不与诸国为伦。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为雅，使周公专有此善也。此《豳诗》七篇，《七月》、《鸱鸮》是出居时作，其馀多在入摄政后。郑以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摄，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是郑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礼·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则武王之年，少于文王十四岁。《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武王既少文王十四岁，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于时年八十三也。《书传》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时，受命七年。
《尚书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经《泰誓》上篇说武王观兵时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还归二年，而后伐纣。”是伐纣之时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纣，是崩后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纣后二年有疾。从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积八年矣。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则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后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者，礼，君薨，百官裛已而听政于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为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为太宰，武王初崩，总摄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应流言，成王不应致疑。明是三年丧毕，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按《周书》武王以十二月崩，则崩后一年十二月期而练，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后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于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后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属与知摄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数出年，是崩后四年也。又曰：“于后，公乃为诗。”注云：“于二年后也。”上既言二年，又别言“于后”，明是二年之后也。又曰：“秋，大熟，未获。”注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此秋文承于后之下，于后既是二年之后，明此秋是二年之后，谓居东二年，武王崩后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获”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将摄，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摄。武王崩后五年，即是摄政之元年。《书传》称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卫，是封卫侯。《康诰》论封卫之事，是四年作《康诰》也。《召诰》论营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诰》也。《洛诰》论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诰》也。郑言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作《洛诰》时二十一。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所以知者，《书传略说》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诸来朝，迎于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诰》经云“王若曰孟侯”，则封康叔之时，成王年十八。《书传》言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据孟侯之文，知摄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摄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则知成王于摄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岁。计文王崩后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验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时，周公初出居东二年。十四之时，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时，反而居摄也。此谱言居东二年，思公刘、太王以比序己志，则《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当在《鸱鸮》之前。《鸱鸮》之作，则在居东三年。《金縢》云：“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既言二年，别言于后，既与罪人斯得别年，则上文居东二年，并初出之年为二年，作诗之时为三年。是周公居东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时作《鸱鸮》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则是刺群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风之后，启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风之前，则王与群臣悉皆未悟，不得独刺群臣。若启金縢之后，则群臣亦悟，无所复刺。故《伐柯》笺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风之变，故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犹惑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圣德，疑于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郑以《伐柯》为既得雷雨之后、金縢之前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