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正义曰：燕礼者，诸侯燕其群臣及聘问之宾之礼也。经曰“若与四方之宾燕”，言若以辨异，则以燕已群臣为文，而兼四方之宾也，其礼歌《鹿鸣》，合乡乐也。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而合乡乐；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歌小雅，合乡乐，是皆为下就也。推此，则天子于诸侯合《鹿鸣》，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飨宾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飨元侯，歌《肆夏》，于元侯飨则下之。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歌《文王》者，皆谓飨矣。飨宾当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飨宾之中，天子于元侯歌《肆夏》，诸侯相于歌《文王》，皆为上取。据多言之，故郑属上取于飨。其实飨中以兼下就，合《鹿鸣》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于元侯合《文王》，于诸侯歌《文王》；诸侯于邻国合《鹿鸣》，皆是己乐，非上取，故言“或”，见其不尽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歌《鹿鸣》，是已乐，非下就，故亦言“或”。案《仪礼》注云“颂为天子之乐”，则天子自当用颂矣，而谓飨元侯为天子上取者，诗为乐，王者尽用之，但郑从风为乡乐以上差之，使大雅为天子之乐耳，故不得不以《肆夏》为上取也。此郑直以差等为说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则为已乐也。何者？元侯相飨歌颂，与天子于元侯同。诸侯相于，与天子于诸侯同；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又与天子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同，则风、雅、颂皆为诸侯所用矣，岂得皆谓之为诸侯之乐乎？明郑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谓之上取、下就。《仪礼》之注尽论《诗》为乐章之意，既以风为乡乐，小雅为诸侯之乐，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在，故因言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欲明雅、颂尽为乐章，所以与此异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谱》文先定言国君、天子之用乐，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礼》注云：“合乡乐者，礼轻者逮下。”诸侯燕臣子合乡乐为下就，明天子于诸侯合《鹿鸣》者亦是下就也。诸侯于邻国之君歌大雅为上取，则知天子于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飨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飨、燕为别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飨元侯。”《礼记》曰“大飨有四”，为两君相见之礼。《仪礼·燕礼》是诸侯燕群臣、宾客之礼，因此成文，故天子、诸侯于国君皆云飨，于臣皆云燕，所以见尊卑之礼异。臣与国君别其等，使上取以飨为文，其实国君与臣飨、燕皆有。何者？《周礼·掌客职》曰：“上公三飨三燕。”是天子于诸侯飨、燕俱有也。《鹿鸣》，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笺云“饮之而有币酬，即飨所用”。是天子于群臣飨、燕皆有也。《左传》曰：“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飨之。”又曰：“晋士文伯如周，王与文伯燕。”是天子于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秋官·司仪职》曰：“凡诸公相为宾，致飨食。”《左传》曰：“公与晋侯燕于河上。”是诸侯相于，飨、燕俱有也。《左传》曰：“穆叔如晋，晋侯飨之。”《聘礼》曰：“公于宾再飨一燕。”是诸侯于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左传》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飨之。”《燕礼》“燕已之臣子”。是诸侯自于群臣，飨、燕俱有也。国君与臣并有飨、燕，而郑异其文，见尊卑之礼殊，为上取、下就之例耳。
此因尊卑异其文，则其用乐也，由尊卑为差，不由飨、燕为异。此飨、燕之文互见耳，则飨、燕用乐同也。且燕礼燕邻国聘问之宾歌《鹿鸣》，晋侯飨穆叔歌《鹿鸣》之三，三拜，是其用乐同文也，故《仪礼》注引穆叔之辞乃云：“然则诸侯相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所言用乐，与此飨同。是天子、诸侯于国君飨、燕同乐之事也。若然，用乐自以尊卑为差等，不由事有轻重而升降。《乡饮酒》、《燕礼》并注云：“乡饮酒升歌小雅，礼盛者可以进取。燕合乡乐，礼轻者可以逮下。”似为礼有轻重，故上取、下就。与此不同者，彼以燕礼，诸侯之礼，乡饮酒，大夫之礼，工歌《鹿鸣》，合乡乐，故郑解其尊卑不同，用乐得同之意，因言由礼盛可以进取，礼轻可以逮下，所以用乐得同。彼言解燕礼与乡饮酒礼异乐同之意，其实不由飨、燕有轻重也。此用乐之差，谓升歌、合乐为例。其舞，则《燕礼》云“若舞则《酌》”，是诸侯于臣得用颂，与此异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赵文子始。”注云：“僣诸侯。”明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宾入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宾，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礼》纳宾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礼》注杜子春云“宾来奏《纳夏》”之等，皆谓宾始入及庭，未行礼之时，与升歌、合乐别也。
此其着略，大校见在书籍。礼乐崩坏，不可得详。正义曰：飨、燕用乐，皆推《礼》、传而知。事不详悉，是其着明质略，其大校见在于书籍也。其馀笙、间、管、舞之诗，无以言焉，由礼乐崩坏，不可得详审也。故《仪礼》注“天子约诸侯于国君燕用乐”之下云“其笙、间之篇未详闻”，是也。案《乡饮酒》及《燕礼》升歌小雅，其笙、间之篇亦小雅，则此笙、间之篇宜与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详闻者，以其虽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间之篇未得详闻”也。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正义曰：《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于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馀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本纪》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三十四年，王益严虐，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又谏，不听。于是国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崩于彘。”如迁此言，厉王积恶有渐，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载尸。”笺云：“厉王虐而弭谤。”《荡》笺云“厉王弭谤，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恶”，则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贪人败类”，则与所谏云“荣夷公专利”事，同三十年后事。
《雨无正》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则是流彘之后。此其可验者也。《楚语》云“卫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韦昭云：“《懿》，今《抑》诗。”则作在平王之时。然检《抑》诗，经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维斯戾”，则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谤时也。韦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劳》，召穆公谏王，令息京师之民；《十月之交》，言后党专权，有权可专，有民可役，则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无沦胥以败；《小宛》，诲王无忝尔所生，皆教王为善以导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则厉王小雅《雨无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后，其馀不可详矣。厉王大雅，事类大同，所次之意，盖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劳苦，故先《民劳》。民之所以劳者，由王政反常，纲纪废缺，故次《板》、《荡》，王恶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责贪人败善，皆为恶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谴自上天，小人专恣，恶莫甚焉，故以为先。由恶之甚，致覆灭宗周，无所安定，故次《雨无正》也。《小旻》刺王谋之不臧，《小宛》伤天命之将去，论怨嗟小，故为次焉。《小旻》笺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无正》为小，故曰《小旻》。”此郑解篇次之意也。前检《小宛》，谓事在《雨无正》之先，今而处流彘之后者，以《诗》之大体，虽事有在先，或作在后，故大雅文、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之诗可列于后，追述其美，则刺过讥失之篇，亦后世尚刺其恶。《本纪》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归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迁此言，则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无他过恶，唯败于千亩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规诲刺，其事有渐矣，则王衰亦有渐矣。皇甫谧云：“三十年伐鲁，诸侯从此而不睦。”盖周衰自此而渐也。大局宣王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之后。王德渐衰，亦容美刺并作，不可以限断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乱之弊，百事草创，任贤使能，征伐安集，初则当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尽《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衰，刺诗为常，故宜多也。《祈父》传曰：“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推此，则其馀亦多败后事也。其诗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乱，遇灾而惧，忧民之本，故先《云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