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以下，非复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为《鹊巢》之功所致，则《汉广》文王之道被于南国，亦是《关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赞。《周南》以《桃夭》至《芣苡》三篇为后妃所致，《汉广》以下，其事差远，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虫》至《行露》四篇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远，为文王之致。各举其事，互相发明。此二《南》之诗，文王时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时，已四十馀年，诸侯从之盖亦早矣。郑答张逸云：“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当此之时，诗巳作也。何则？化被于下则民述其志，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武王采得之时，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系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诗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与《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时作。武王伐纣，乃封太公为齐侯，令周、召为二伯。而《何彼襛矣》经云“齐侯之子”，太公已封于齐，《甘棠》经云“召伯”，召公为伯之后，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时，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时也。《行露》虽述召伯事，与《甘棠》异时。赵商谓其同时，疑而发问，故《志》“赵商问：‘《甘棠》、《行露》之诗，美召伯之功，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时，不审召公何得为伯？’答曰：‘《甘棠》之诗，召伯自明，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至《行露》篇，笺义云‘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若当武王时，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乱之俗已销，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时也。序义云‘召伯听讼’者，从后录其意，是以云然”。而郑此答，明《甘棠》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谓武王时也。此二篇武王时事，得入《召南》风者，以诗系于召，召为诗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录于《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适卑，不失妇道，《召南》多陈人伦，事与相类。又王姬贤女，《召南》贤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故录之于《召南》也。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正义曰：云言“或”者，道异说也。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无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义，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风切后夫人，以节此义序，故用之耳。《王风》云“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谓路寝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乐，则后夫人亦有房中之乐。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周南》、《召南》，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周南》、《召南》，故《谱》下文云路寝之常乐，“风之正经”也。天子歌《周南》，诸侯歌《召南》，用此“或”说为义也。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王肃云：“自《关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乐。”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为后妃之乐。然则夫人房中之乐，当用《鹊巢》、《采蘩》。郑无所说，义亦或然。
射礼，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蘩》为节。正义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于乐，故言之。《礼记·射义》有此。又彼注亦以为《驺虞》取其“一发五豝”，喻得贤者多；《狸首》取“小大莫处，御于君所”；《采苹》取其循涧以采苹，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为节”者，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彼每篇一言为节，此引之省文也。今无《狸首》，周衰，诸侯并僣而去之，孔子录诗不得也。为礼乐之记者，从后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义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则《狸首》亦当在。今无其篇，故辨之，云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然则于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恶其被射之言，故弃之。为礼乐之记者，正谓记作《射义》者，以《狸首》乐歌之曲，故并乐言之。《射义》注云：“《狸首》，逸诗，下云‘曾孙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谓此是《狸首》经文也。彼虽引诗，无“狸首”之字，郑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其下又云：“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言诸侯用为射节，知是《狸首》之辞。无“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尽其辞故也。
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正义曰：周公封鲁，召公封燕，《史记》皆有《世家》言之。《周语》引《常棣》为周文公之诗，是周公谥曰文也。《公刘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谥曰康也。《閟宫》云“建尔元子，乃命鲁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当厉王之时”，则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谥，传国于后，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正义曰：僖九年“公会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来会葬”，是春秋时周公、召公也。经传皆言周公，谓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称伯，则伯爵，以《左传》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与奭次子名谥，《书传》无文。平王以西都赐秦，则春秋时周公、召公别于东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复岐周之地。《晋书地道记》云“河东郡垣县有召亭，周则未闻，今为召州”是也。左方无君世者，此因诗系二公，故终言之，其君世，《世家》亡灭，且非此所须故也。
问者曰：“《周南》、《召南》之诗，为风之正经则然矣。自此之后，南国诸侯政之兴衰，何以无变风？”答曰：“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时徐及吴、楚僣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正义曰：以列国政衰，变风皆作，南国诸侯，其数多矣，不得全不作诗。今无其事，故问而释之。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亦既僣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吴、楚僣号称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僣者，《檀弓》云：”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其辞云，昔我先君驹王“，是其僣称王也。其馀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正义曰：《春秋》文四年，楚人灭江。僖十二年灭黄。文五年，楚灭六并蓼。终为楚人所灭，是被其驱逼陷恶俗也。既驱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国，政教狭陋，故夷其诗，轻蔑之，而不得列于国风也。邾、滕、纪、莒，春秋时小国，亦不录之，非独南方之小国也。其魏与桧、曹，当时犹大于邾、莒，故得录之。春秋时，燕、蔡之属，国大而无诗者，薛综答韦昭云：“或时不作诗，或有而不足录。”
◎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
陆德明《音义》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岐山之阳，于汉属扶风美阳县；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汉广序》又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是也。《关雎》，七胥反，依字“且”边“隹”，且音子馀反，旁或作“鸟”。“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传，音直恋反。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然前儒多作“诂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纯注《尔雅》则作“释诂”，樊、孙等《尔雅》本皆为“释故”。今宜随本，不烦改字。
［疏］正义曰：《关雎》者，诗篇之名，既以《关雎》为首，遂以《关雎》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然则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为诗，乃云名之，则先作诗，后为名也。名篇之例，义无定准，多不过五，少才取一。或偏举两字，或全取一句。偏举则或上或下，全取则或尽或馀。亦有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复都遗见文，假外理以定称。《黄鸟》显绵蛮之貌，《草虫》弃喓々之声，“瓜瓞”取绵绵之形，《瓠叶》舍番番之状，“夭夭”与桃名而俱举，“蚩蚩”从氓状而见遗，《召旻》、《韩奕》则采合上下，《驺虞》、《权舆》则并举篇末。其中蹖駮不可胜论。岂古人之无常，何立名之异与？以作非一人，故名无定目。“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传，义或当然。《毛传》不训序者，以分置篇首，义理易明，性好简略，故不为传。郑以序下无传，不须辨嫌，故注序不言笺。《说文》云：“第，次也。字从竹、弟。”称“第一”者，言其次第当一，所以分别先后也。
毛诗国风《毛诗》，“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闲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国风》，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
［疏］正义曰：《诗·国风》，旧题也。“毛”字，汉世加之。《六艺论》云：“河闲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是献王始加“毛”也。《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为河闲献王博士。”不言其名。范煜《后汉书》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然则赵人毛公名为长也。《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闲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然则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诗”者，一部之大名。“国风”者，十五国之总称。不冠于《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郑注三《礼》、《周易》、《中候》、《尚书》皆大名在下，孔安国、马季长、卢植、王肃之徒，其所注者莫不尽然。然则本题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当以皆在第下，足得总摄故也。班固之作《汉书》，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盖取法于经典也。言《国风》者，国是风化之界，诗以当国为别，故谓之《国风》。其《雅》则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须言国也。《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自卫以下，十有馀国，编此先后，旧无明说，去圣久远，难得而知。欲言先后为次，则齐哀先于卫顷，郑武后于桧国，而卫在齐先，桧处郑后，是不由作之先后。欲以国地为序，则郑小于齐，魏狭于晋，而齐后于郑，魏先于唐，是不由国之大小也。欲以采得为次，则《鸡鸣》之作远在《缁衣》之前，郑国之风必处桧诗之后，何当后作先采，先作后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后也。二三拟议，悉皆不可，则诸国所次，别有意焉。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邶、鄘、卫者，商纣畿内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时，有康叔之馀烈，武公之盛德，资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勋，文公则灭而复兴，徙而能富，土地既广，诗又早作，故以为“变风”之首。既以卫国为首，邶、鄘则卫之所灭，风俗虽异，美刺则同，依其作之先后，故以《邶》、《鄘》先《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