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服前冬来，以王有疾，留之。“如郑此言，以摄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为年端，则成王即位后十年乃巡守，是为摄政至成王之初无巡守也，明《时迈》与《般》，武王时也。此四篇皆武王时事也。《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经称”小子“，是成王除丧嗣位，未改丧中之称，摄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来见祖庙“，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尚书叙》微子之命在诛、管蔡之前，则微子来见，摄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雍》禘太祖，以鲁礼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则成王年十三祫于武王之庙，年十四禘于群庙，乃年十七摄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雍》于《周礼》彻而歌之，则事在摄政六年之前。而摄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时俱有禘，检其篇中，二者无以可明，而《雍》笺云”得天下之欢心“，似五年之事也。《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笺云”告太平者，居摄五年之末“，则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谓在洛邑也。《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则朝诸侯、郊祀皆摄政六年所为。而《清庙》”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时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颂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佑及后世，以事相况，盖与《思文》同时也。《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后，独来见于祖庙。杞本先封，不当与宋俱至。今二王之后并来助祭，则在《有客》之后也。杞、宋异服，不应并朝，盖亦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时，与天下俱至，则《振鹭》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国，亦得云二王之后，如是，则其时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笺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当作之以观其和否。《有瞽》始作乐而合于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后，合而观之即告也。即告合，各有礼于庙，以乐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备乃奏，肃雍和鸣“，亦为六年时事也。朝明堂之时，诸侯及二王之后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观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则《大武》之乐当奏之矣。而《酌》笺云”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宋庙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礼乐，主为成王，故据成王而言之，不言摄政之时已奏《大武》，则《武》诗之作，其时未可明也。《载见》笺云”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惩而。“笺云：”我其创艾于往时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检成王除武王之丧，周公未摄之时，与周公致政之后，二者皆为即政。若除丧之时，事宜与《闵予》同时，而《闵予》三篇，与群臣谋事，称”未堪家多难“，有求贤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诸侯卿士，以赏罚为己任，亦宜为归政之后，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传》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是也。其《维清》叙皆得为武王之事，俱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时，所奏述其事而为颂，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尔“，《臣工》曰”迄用康年“，《丰年》曰”多黍多稌“，《载芟》曰”万亿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潜》曰”潜有多鱼“，言丰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论太平后事，但不知摄政三年之后定指何年耳。
《天作》”祀先王先公“，事与《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尝类之，是为时祭。《执竞》”祀武王“，说武王生时之功。《丝衣》”绎宾尸“，说绎祭得礼之宜，推检无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此云”颂声乃作“，则颂自民之歌谣，而《外传》引《思文》、《时迈》，皆言周文公之颂，所以周公之时，还得自颂者，以周公摄政，归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于己，故得自为。风、雅比篇，既有义理，颂亦当有也。《武》，武王之事，不为颂首，不以事之先后必为次矣。《雍》作于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令父先于子，故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庙》也。次以《维天之命》者，言文王德与天同，溢于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乐，故又次《维清》也。道既可法，诸侯当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为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于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庙，又当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也。虽告祭之歌，说武王能持强道，为神降福，故次《执竞》也。武王之持强道，致牟麦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麦，牟麦为丰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谷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谷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鹭》也。助祭得礼，以致年丰，当以报祭，故次《丰年》也。既获年丰，天下和乐，故合诸乐，奏而听之，故次《有瞽》也。既和乐年丰，万物得所，信及潜逃，故次《潜》也。既乐作鱼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雍》也。说诸侯助祭之事，而诸侯之来朝有礼，故剌《载见》也。既朝祭得礼，则主所爱敬，故次《有客》也。以诸侯之来见，奏乐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故《武》诗不在《周颂》之初，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象》谓《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义。《武》诗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庙谋事，群臣进戒，故次《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也。先朝庙而后谘谋，君访问而臣进戒，事之次也。臣既进谋，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谋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报，故次《载芟》、《良耜》也。
社稷虽国之贵神，卑于郊宗告祭，故次《时迈》之后，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丰民安，所以祭祀。祭则有明日之绎，以致胡考，故次《丝衣》也。天下所以年丰寿考，本以文王得用师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赉》、《般》，以为和乐之终焉。《周颂》皆太平之歌，所论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类，所次意不似风、雅。观其大归，《清庙之什》陈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礼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报合乐，朝见事劣于《清庙》。《闵予之什》伤家道之未成，创往时之祸难，又陈绎告之末祭，类祃之小礼，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颂》之次，虽其中有曲而变，要以盛者为先。《般》与《时迈》同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无明昭震叠之威，故同时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报比篇，嗣王缘事义相类，郊宗由大礼类聚，绎祃为末祭群分，观此则次有义矣，可以粗论难以精悉也。
《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义曰：以颂者，告神之歌，由于政平神悦所致，故说政从神，下歌以报神，所以为颂之意，引《礼记》以证之。言藏身者，郑云：”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辉，形藏于中而不可见，犹人君施政教，身藏于中而不可害，犹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正义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为势也。以天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于社之谓殽地，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礼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则教令本下于社，是谓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总神，为土地主也。《大司徒职》曰：”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皂物，二曰川泽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坟衍宜荚物，五曰原隰宜丛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当效之，亦顺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类，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于天“，既云本天，遂从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则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于民也。故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是君下之于民也。社庙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据今教令本之由于社庙，则所云降者，皆从社庙降于人君也，故郑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庙下于人君也。“随文势而互言之，皆神降于人君，君又降之于民也。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祖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之至于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于祢高者，重义也。”是祖庙有仁义降于人君，人君法之下于民。降于山川之谓兴作。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供国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兴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兴作之教令于民也。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溜、门、户、灶、行之神。”中溜谓室也。室及门，户、灶、行，人之动作所由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于民为之制度也。上栋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则有门、户矣；行是道涂所由；灶有爨烹之用。则五祀乃大之所为，而云降制度于人君者，以五祀虽人所为，要理自当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创为之。既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犹社祀勾龙，庙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与此同。
又曰：“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义曰：以上教令，皆降于郊社祖庙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见其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于郊，谓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处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见有此利于民，故云“列地利”也。物虽资天所生，其见在地，所以将地言之。地之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庙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庙有仁有义，其仁可以总之。五祀本为制度，而制度兴举，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为神不明，故云“傧鬼神”。言宾敬山川鬼神而祭之，与本仁本事互见，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正义曰：上既言祭群神，此言祭得所之验也，故郑云：“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如此为圣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诚心事之，礼行于神，则百神应而受职，百货出而可尽，人服于孝慈，俗正其法则矣。知百神为列宿者，以系天言之，为天之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职，使不僣滥，寒暑节，风雨时，令万物茂，百谷成也。“百货，金玉”者，举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爱宝，山出器车，地生醴泉，银瓮丹甑金玉，百货可尽为人用焉。又祖庙得所，则民化上，知孝于祖祢，慈爱子孙，而服于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则制度可法，是正法则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傧鬼神，则已为礼行矣，故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