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裒，聚也。笺云：裒，众。对，配也。遍天之下众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于绎思“，《毛诗》无此句，《齐》、《鲁》、《韩诗》有之。今《毛诗》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疏］传”裒，聚“。正义曰：《释诂》文。笺”裒聚“至”而王“。正义曰：《释诂》云：”裒、众，多也。“俱训为多，是裒得为众。《释诂》云：”妃、合、会，对。“是对得为配。言遍天之下，则无有不祭，故以为众山川之神皆配祭之。正言配者，山川大小相从配之，祭无不遍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纣，后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归功于神，见受命之前己能敬神，及今巡守犹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于绎思“三字，误也。
《般》一章，七句。
训传第二十九
鲁颂谱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正义曰：昭十七年《左传》云：”郯子曰：‘少皞挚之立也。’“定四年《左传》祝佗曰：‘命伯禽封于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汉书·地理志》云：“周兴，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应劭云：“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然则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则名鲁也。昭十八年，“宋、卫、陈、郑灾”。《左传》称“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经、传之文虽不言大庭居鲁，而此库系大庭言之，故为疑辞云：“则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预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高显，故登以望气。”然则大庭之居在于鲁城内，于其处作库，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归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鲁。正义曰：《洛诰》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时事，其经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注云：“谓将封伯禽也。”又《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是周公归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记·鲁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于少皞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然则周公于武王之时已受鲁封，但身不之鲁，使伯禽就国。至归政之后，成王乃大启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故据后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贡》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义曰：《禹贡》“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艺，大野既潴”。徐州是鲁之界，故知之。
自后政衰，国事多废。十九世至僖公，当周惠王、襄王时，而遵伯禽之法，养四种之马，牧于垧野。正义曰：鲁自伯禽之后，有武公，鲁人追立其庙，以为世室。又有孝公，为樊伸山甫所荐，虽复贤于诸公，不为时所歌颂，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总云“政衰事废”。明僖公兴之，故致颂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为炀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曦弑幽公而立，是为魏公。卒，子厉公擢立。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卒，子真公濞立。卒，弟敖立，是为武公。卒，子戏立，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杀懿公，而立伯御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乃立懿公弟称，是为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卒，子息姑摄行君事，是为隐公。十一年冬，公子翚杀隐公，立其弟允为君，是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为庄公。三十二年卒，立子开，为闵公。二年卒，于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为僖公。”从周公数之，故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襄王二十五年薨，是当周惠王、襄王时也。尊贤禄士，修泮宫，崇礼教。正义曰：《有駜》俞僖公用臣必先致禄食。《振鹭》言洁白之士群集君朝，是尊贤禄士也。《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是修泮宫崇崇教也。舒瑗云：鲁不合作颂，故每篇言“颂”，以名生于不足故也。能修泮宫，土功之事。《春秋》经不书者，泮宫止国学也，修谓旧有其宫，修行其教学之法，功费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书也。
僖十六年冬，会诸侯于淮上，谋东略，公遂伐淮夷。正义曰：《春秋》僖十六年经书“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等于淮”。《左氏传》曰：“会于淮，谋鄫，且东略。如传之意，以言此会主为谋鄫，且东行略地。今郑言”谋东略“，则郑意言此会非直谋鄫，且谋东略。以为二俱谋之。僖九年《左传》”宰孔云：‘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为此会。’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是谓征伐为略也。此言谋东略者，谓东征伐而略地也。淮会既有此谋，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宫》之篇所说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经、传僖公无伐淮夷之事，故郑推校早晚，以为淮会之谋东略，即是谋伐淮夷。既谋即伐，故称遂也。案《左传》僖十六年，冬，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使师取项，公为齐所止，十七年方始得还。传云：”书曰‘公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然则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还之后，乃兴师伐之。诗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则是受成于学，然后出师，非因会而遂行也。淮会谋东略者，与诸侯共谋。诗称伐淮夷者，专美鲁侯。盖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于鲁，于时霸者使鲁独征之，故诗专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举必书，所以经、传无伐淮夷文者，当是史文脱漏，故经、传皆阙。僖二十年，新作南门，又修姜嫄之庙。至于复鲁旧制，未遍而薨。正义曰：”二十年新作南门“，《春秋经》也。《閟宫》云：”閟宫有侐，实实枚枚。“又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庙也。序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马门庙，鲁之旧事，是至于复鲁旧制也。伯禽之后，国事多废，则所废者非徒马及门庙而已，故云”未遍而薨“，所以死后追颂。若然，”新作南门“，《左传》云：”书，不时也。“而以为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门，意在修复古制，但不从启塞之时，是于礼为小失。《春秋》贬纤介之恶，故取以为讥。论其复旧之情，实为美事。作南门、修庙，其事相类，故郑言修庙，因说作门，赞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颂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庙，《春秋》不书者，鲁国旧有此庙，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书也。
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正义曰：既言”未遍而薨“，乃云”请周作颂“，则此颂之作，在僖公薨后。知者，以大夫无故不得出境，上请天子追颂君德，虽则群臣发意，其行当请于君。若在僖公之时，不应听臣请，王自颂己德，明是僖公薨后也。文六年行父始见于经，十八年史克名见于传，则克于文公之时为史官矣。然则此诗之作，当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请周而不见于经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书之耳。此行父适周，自以群臣之心，请王作颂，虽复告君乃行，不称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书也。《駉颂》序云：”史克作是颂。“广言作颂，不指《駉》篇，则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宫》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庙耳。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之等，自谓《鲁颂》是奚斯作之，谬矣。故王肃云：”当文公时，鲁贤臣季孙行父请于周，而令史克作颂四篇以祀。“是肃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时，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为此次者，以《駉》言务农重谷，为政之本，又善于任贤，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则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宫、服淮夷也。文武既备，明神降福，则能克剪放命，复其疆宇，故终以《閟宫》。四篇皆颂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犹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寝“，皆为《春秋》所讥，则是行不纯善。而得作颂者，《春秋》所讥，皆人事小失，非有损于国家。僖以鲁之先君国事多废，远遵伯禽之法，能复周公之宇，安宁鲁国，作为贤君。缘王者不陈其诗，故臣子请而作颂，亦犹他国作诗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乐颂声。虽复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为鲁人所颂，则伯禽之德，自然堪为颂矣。所以无伯禽颂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于鲁，于时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颂之作，事归天子，列国未有变风，鲁人不当作颂。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正义曰：此《春秋》经也。《閟宫》笺与此俱引此文者，以彼传云”书不恭也“，杜预云：”简慢宗庙，使至倾颓，故书以见臣子不恭。“然则宗庙毁坏者，讥其不恭，明修造缮治者，于事为善，申说僖公之复旧制，作新庙，为可颂之事，故引大室坏而反以证之。《公羊》、《谷梁》皆以太室为世室，谓伯禽之庙。服、杜皆以为太庙之室。郑无所说，盖与《左氏》义同也。
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正义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是成王命鲁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犹三望，是鲁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郑以三望为河、海、岱，是鲁之境内山川也。祭其境内山川，则自是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礼者，以《春秋》郊、望连文，故因说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礼运》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后得郊天。由命鲁得郊天，用天子礼，同于王者之后，故孔子亦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也。王者之后而有颂者，正谓宋有《商颂》，解《鲁颂》所以得与《商颂》同称颂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