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义曰：作《文王》诗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诗，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说其事。经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为鉴，用文王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则于后，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总之。传“受命”至“周邦”。正义曰：言受命作周，是创初改制，非天命则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立周邦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云：“中身，谓中年。受命，谓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谓文王为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按《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干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灵图》云：“法地之瑞，黄龙中流见于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位，故托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后世创基之王，虽无河、洛符瑞，皆亦谓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与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虽未得九州，以其称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无明说。《鸱鸮》之传，谓管、蔡为二子，则毛意周公无除丧摄政、避居东都、罪其属党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与郑同也。
《尚书·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云：“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载其说，于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悉同之。则毛意或当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乃引《周书》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九年犹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诸儒皆以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马迁以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书·周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此虽伐犬夷与伐耆、伐邘其年与《书传》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郑不见《古文尚书》，又《周书》遗失之文难可据信，依《书传》、《史记》为说，故《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是郑以文王受命为七年之事。
《中候·我应》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再拜稽首受。”《尚书运期授》引《河图》曰：“仓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是类谋》曰：“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是郑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也。郑知然者，《易干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箓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由此而论，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箓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箓而发。受箓者，即谓受丹书王命之箓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然后始言“受箓”者，以文王之时，所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为之事，下乃继以“受箓应《河图》”。此等之事，皆由受箓而为之，故受箓之言与二十九年文不连耳。《是类谋》亦先言伐崇，然后言受赤雀丹书，亦以伐崇、作灵台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干凿度》云：“亡殷者，纣黑期火戊，仓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将王，火为之相。戊，士也，又为火子。又火使其子为己塞水，是明仓精绝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复说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岁矣。”是郑以受命元年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之验也。又《中候·雒师谋》云：“唯王既诛崇侯虎，文王在丰，丰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万户。”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丰也。即云：“至磻溪之水，吕尚钓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书命云“雒授金钤师名吕”，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数之，故七是得命之后明年改元。郑所参校，于兹明矣。若然，郑于《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观兵得鱼之时，武王八十七矣。
至九十三而终，则通数取鱼之年乃得为七年。郑云：“文王得赤鸟，武王俯取鱼，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数，武王以其年数者，文王改元，须得岁首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须正名号耳。《我应》说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终之后，恒称太子。河、洛复告，遵朕称王。”故《太誓》说武王升册称皇太子，得鱼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须改称，故不与文王同也。如上所说，受赤雀之命，必是岁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干凿度》云：“历元名握先纪日甲子岁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岁在癸丑，是前校五岁，与上不相当者，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残数，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当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统历》七十六岁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积一千五百二十岁，凡纪首者皆岁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满七十六岁，其后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为蔀首二也。从此以后，壬午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已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纪之数终而复始，纪纪还然。今《干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以一纪之法一千五百二十岁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纪，馀有四百八十岁，即是入后纪之年，其初年还岁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馀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岁，即以六十除积年。其受命之年，太岁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积年为积日，以日行一匝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统》之术，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岁在戊午，计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复戊午，当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馀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
或以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若如此说，于《易纬》之文上下符合，于《中候》之注年数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若赤鸟之外，别有洛命，则应有文言之。今未有闻焉，明其无也。所论《图》、《书》，莫过《中候》，而《我应》及《雒师谋》皆说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书，不言更有所命。详捡诸纬，其辞亦然。《易通卦验》曰：“有人侯冋，仓姬演步，有鸟将顾。”其意言文王得赤鸟而演《易》也。《是类谋》曰：“受赤雀丹书。”《春秋·元命苞》曰：“凤皇衔丹书于文王之都。”皆言丹书鸟雀而已，曾无斥言别有他命。郑言《洛书》即“丹书”，是也。不然，郑何处得《洛书》之言乎？说者虽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则亦赤雀命后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后受《洛书》，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后命，何也？且郑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若前命已为天子，后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为天子，犹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违拒天命，圣人有作，决不然也。又郑于《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鸟，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户，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书》？“且《洛书》龟负而出，乃是太平正法，于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则文王所受，实赤鸟衔书，非洛而出，谓之《洛书》者，以其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此为正也。故得《图》者，虽不从河，谓之《河图》；《书》者，虽非洛出，谓之《洛书》，所以统名焉。故《元命苞》云：“凤皇衔《图》置帝前，黄帝再拜受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是不从河者也。《坤灵图》云：“黄龙中流见于洛。”注云：“谓《洛书》不必皆龟负也。”言《河图》、《龟书》，见其正耳。所命文王衔丹书者，《我应》、《是类谋》谓之赤雀，《元命苞》谓之凤皇，《通卦验》谓之为鸟。鸟者，羽虫之大名，赤雀、凤皇之雏，神而大之亦得称凤，文虽不同，其实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于崇，乃作邑于丰，则受命之时，未都丰矣。而《我应》云“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元命苞》云“凤皇衔丹书，游于文王之都”者，郑作《我应序》云：“文王如丰，将伐崇，受赤鸟。”是当时行往丰地，未都丰也。所居有屋，故称昌户。从后言之，谓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于王屋。”《谱》云：“周公避居东都。”亦此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