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川南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各县大棚子林立，有人估计总人数在10万左右，长短枪达六七万支。重庆为通都大邑，驻有重兵，土匪不敢入内，但出城一二十里即不安靖。重庆对河南岸野猫溪有百十名匪徒，枪械刀棒俱全，入夜即在四乡“排扇子”、“捶窑壳”，得手后还鸣枪示威。军队追之不及，团练则不敢出动。
与重庆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县，因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接处，较为繁盛。
1923年入夏以来，城外土匪啸聚，又与散兵合流，匪势益炽。仁里、旱土沱、张关场、龙王场等地，纵横一二百里地面，盘踞着数千名匪徒。附近团练集合前往清剿，反为土匪击败，一次就被打死10几人。后有一团官兵往助，才击退股匪。舒家场附近聚匪数百，村镇居民携家带口纷纷外逃。匪徒恼羞成怒，将全镇数百家房屋付之一炬。8月间，江北县为御匪，修理永平城门，城外匪徒反得以自由出入，一月之间，城内匪案不断发生。
江津县巨匪曹天全拥徒数千，8月9日攻劫该县白沙镇梁董庙、西牛场一带，烧房数百家，杀人200余，奸淫掳勒无所不为。合江县九层崖附近聚匪达万人，在长江和赤水河上向过往船只勒索“保险费”。巴县歇马场一地，仅川省内战爆发以来就连遭三次大的匪劫。8月中旬的一次，匪徒奸抢烧杀后，又拉走“肥猪”数十人。其中一地方士绅因积极筹办团练御匪，被匪徒捆绑后，以枪托击碎后脑，又肢解数段，其状惨不忍睹。由于土匪的肆虐，重庆附近四乡八镇，乃至一些县城中稍有资财的人家，相率迁入重庆市内居住，致重庆人满为患，房价顿昂。
重庆上游的沪州，当时驻有一个旅的军队，后因内战需要，于3月间被川军总司令、省长刘成勋调往北边隆昌、永川等县作战，沪州城只留一个连驻守。南边六个县的各栅土匪以陈云武（绰号大眉毛）、郭建章（绰号郭老外）、牟荣华（绰号牟公道）等为首，共约2000人，于3月25日拂晓袭击沪州。匪徒攻进城后，守军掘起街道石板，筑成工事进行抵抗，打死匪首郭老外之后被迫退出。土匪大肆劫掠，陈大眉毛自任城防司令兼永宁道尹。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沟渠纵横，满目森林，遍地庄稼，本是一个富庶的好地方。自军阀混战以来，百姓在兵匪交攻之下，苦不堪言。南起长江边的永川县，向北经荣昌、壁山、大足、铜梁诸县，直抵川北绵阳等县，在在有匪。据当时熟悉匪情的人粗略估计，土匪枪械在万余支以上。
土匪为祸，官兵无力，各地士绅百姓纷纷自办团练，以抗匪患。有时虽也能御敌，但团练在人数、武器、胆量等方面显然不及亡命之徒的土匪，故往往仍为土匪所乘，前述江北县团练即是一例。更有把持团练的劣绅，将团练视为看家护院的武装，而不顾百姓死活。1923年7月20日，大股土匪进攻铜梁县三教场。全镇被焚，被拉“肥猪”1000余人，被杀1000余人，粮食牲畜悉为匪劫，损失以百万计。该镇团总彭应麟闻报匪警，即卒团了武装保护妻妾逃走。待匪徒逸去，他才从容返回，声称损失子弹若干，急需补充，又勒索居民1万余元，实则补偿他的住房损失。至于被拉的人票，彭应麟不闻不问，最后由乡间士绅父老与匪棚谈判，请求土匪暂缓撕票，待秋熟后售谷得款赎回。
有些地方居民寄望于外国教堂的庇护，但也往往落空，因为面对川省土匪，洋教士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县与綦江县交界处的接龙场，匪棚甚多。每当匪至，当地富裕居民即携带财物避往当地法国教堂。
一日，匪徒实难甘心，竟持枪冲入教堂，法国神父前来阻挡，被匪捆绑，以枪抵腹，喝令交出所收容的富绅。神父自恃洋人，态度强硬，怒斥诸匪。正相持间，华籍教士出面劝告土匪，勿伤及洋人，引起国际交涉。匪徒遂径往教堂内寻找居民人等，幸华籍教士已安排众人躲避，土匪遍寻不着，才悻悻离开。1923年8月间，绵竹县两名英籍基督教士卫德珊、华德各携一华籍仆人，前往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州）发放基督教福音书。数人行至白云山间，二仆在前探路，二教士在后约50米处相衔而行。忽来10余名匪徒呐喊鸣枪，二仆急藏于乱石丛中；待匪徒杂沓而去，发现两名教士均已死难，诸人所携书籍行李，悉被抢去。未知匪徒劫得这些福音书后，是否会虔心“忏悔”。
28土匪悬赏捉拿官吏
土匪的猖獗给四川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均受到巨大障碍。壁山县每逢赶场日子，商民脚夫往来于壁山、重庆之间，途中须经波罗山，该山怪石嶙峋，匪徒常隐于其间，持快枪马刀，突出打劫过客。行人稍有抵抗，则毙命于刀枪之下。尤其脚夫因受雇于人，货物损失后无力赔偿，故往往与匪争执，因而被杀害者甚多。行人不得不避开此山，绕道而行。巴具各地，凡持钱粮、布匹行于途者，不约集数十人，不敢启程。有一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自忖身无长物，独自返家，途中被匪刺7刀丧生。自贡地区的自流井井盐收入甚丰，当地军阀刘自乾据此年收入为1200万元。土匪对此十分眼红，每每欲夺此肥肉，刘自乾特地派兵驻守保护盐井。一次，大股土匪袭来，士兵不敌而逃，在井操作的工人、农民躲避不及，被匪徒抓住殴打，多数受伤，有的竟被割去双耳及手指。1923年绵阳一带蚕桑收成很好，但因土匪横行，经营茧丝的商人望而却步，以致当地丝市停滞。曾有心存侥幸的商人在绵阳城内购得价值万余元的白厂丝，不想刚出城20里，便被土匪全部抢去。土匪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
20年代开始，四川土匪较之过去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土匪组织严密。清末民初土匪大抵为“斗板凳脚”，多为无业游民、地痞无赖，临时纠集，劫后当即分赃逃窜，以避官府缉拿。此时则人数众多，内部团结，以积年老匪为骨干，以溃兵、裁兵参与策划指挥，流氓、无赖、兵痞为基本力量，因此无论在谋略上、在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
其次，以前土匪以抢劫财物为第一目的，此时则以招安为第一目的。这是因为四川历次军阀战争中都有一批匪首当官，刺激了土匪的官瘾。20年代的四川内战中，就各派军阀而言，他们既希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又生怕土匪背后捣乱，因此纷纷招抚匪队，委以旅长、团长等职。就土匪而言，朝为匪首，暮为军官，富贵利禄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就社会渣滓而言，由匪而官，既为终南捷径，何不泼出一试？于是匪众益多，匪势益大，越是力足以抗官军、战团练者，越容易受招安，当大官。据统计，1923年间，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竟有70％为招安的土匪队伍，人称“老二队伍”。所以无怪乎远在河南的巨匪老洋人也急于要跋涉千里，到四川来以求一逞了。
第三，往日为土匪怕官兵，而今竟是官兵怕土匪。四川官军当然也有应地方官府士绅之请，前往剿匪的，然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两三个团的官兵对阵。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沪州交战时，邱华玉亲率两排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与股匪猝然相遇。双方枪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最终还是身亡。江（津）巴（县）壁（山）
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在率队剿匪时，竟被匪徒捕俘杀害。奉吴佩孚之命入川增援杨森的黔军支队队长也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所杀。至于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死于土匪之手的，自然更多。土匪还千方百计劫夺军队枪械子弹。
四川督军刘存厚驻军绵阳，自陕西运进枪械，行至广元县为土匪劫去子弹12车，机枪一挺、大炮一尊。黔军袁祖铭以援川前敌总司令名义率军入川作战，在内江被土匪劫走长枪2000支，气得暴跳如雷。入川作战的陕军第七师进攻开县、渠县时，土匪每每在其后方骚扰，专劫枪支弹药，令其苦不堪言。川军悍将赖心辉击败杨森军队后，乘势东进，却不料在荣昌、永川两县间的邮亭铺被土匪腰击，拦劫武器，竟至大乱，几乎溃不成军。土匪伏于后方，扼守险隘，出没无定，骚扰军队，夺其饷械，官军谈虎色变；有心痛剿，却又如拳头打跳蚤，有力使不上。更有可笑者，外省各地都是官府、军队悬赏缉拿土匪，四川土匪却公然张贴告示，声称保护百姓，且悬赏求购官吏的人头，川匪之猖狂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