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江轮船员警觉，免遭劫难
前面介绍的诸多盗匪案例，使人深感海途旅行之可惧，但是，只要有关方面防范严密、检查认真，盗案仍旧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叙述一个由于航运人员保持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性，使海盗动船阴谋破产的例子。1923年，厦门泰利轮船公司的驾鳌号客轮被广东海盗所劫，损失大约数10万元。公司以此教训全体航运人员，务必提高警惕，以防类似事件重演。1924年7月10日，该公司的鹭江号客轮准备从厦门开往泉州。头一天晚上，曾有几名操广东汕头口音的客人向该轮预订舱房。买办及航运人员见这些人衣着虽然时髦，举止言谈却似乎并非善类，便托辞舱位已满，表示拒绝。
10日早晨，船将启行之前，船员们依例仔细检查各层舱位、舱室，观察有无可疑人等。他们发觉有10几个操广东口音的人，衣冠楚楚，言词粗鄙，神情可疑；其所订舱位，均靠近船上要害部门，如买办房、驾驶房、前后统舱口、甲板口等。船上职员查问后，知道是由厦门福安客栈代为订票，遂打电话要求福安客栈担保，客栈伙计满口允诺。船员仍旧放心不下，找来护船武装人员一道，继续盘问这批乘客；并借机搜检各舱房，果然在这些人的床下查出6支实弹手枪。几名乔装乘客的海盗顿时脸色大变，想夺门而逃。船员和护勇一面分别把守各通道口和跳板，不令逃窜；一面招呼在轮船附近零售食物的小船赶快驶开，以防盗匪跳海后劫船而逃；同时派人报告水警署。这时，满船旅客激动不安，有乘客向护勇报告说，看见有人将手枪抛到海中。因此，旅客们一致主张，在各舱再仔细搜查一遍。船长便命令，先将查获的数人禁闭于一室，再分头搜查。一语未了，只听得有人高喊：“有人跳海逃跑了！”船长赶到船舷，只见海中4名匪徒奋力游近一艘零售食物的小船，将货主拖下水，驾船而逃。码头上的船员立即驾舟追赶。待赶到岸边，二匪飞奔逃去，二匪被当场抓住。这时水警已到，遂将查获与抓住的盗匪共11人带走，随后又将与匪串通的福安客栈伙计2人抓获。
经过这番折腾，鹭江轮迟至上午10时方才开航，但避免了一场海上劫难。原来数日前，东南亚客轮丰华号驶抵厦门，旅客中有数十名南洋华侨富商，共携有数十万元款、物。这些人订购了鹭江轮船票，准备返回泉州老家。此情况为海盗侦得，于是制订计划，准备打劫，不想由于船员们的警觉而失败。
兵变匪匪变兵兵匪难分。
民国时期各地匪祸酷烈，中央及地方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确实花费了不少精力、钱财，调动了不少军队，去对付土匪，但却收效甚微。匪祸几乎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而存在始终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匪一家，兵匪难分。这大致包括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官兵转化为土匪；第二，土匪收编为官兵；第三，官兵、土匪相互勾结；第四，官兵利用匪祸，趁火打劫；第五，官方收买土匪，参与政治斗争。下面分别就这五种情况举例叙述。
山东省议会禁止本省居民当兵。
先谈第一种情况，即官兵转化为土匪。民国时期，在历次军阀战争中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逐渐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分和主要骨干。远的不说，就以1920年直皖战争前后张敬尧、龙济光、倪嗣冲、赵杰的军阀部队为例。这几个军阀于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都先后被迫下野，所部均被解散，下层官兵中许多人便干起土匪勾当。20年代，山东各地的股匪中，大多有前几支部队中的溃兵、裁兵。临城劫车案中的郭其才就在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河南杆匪中，则大都有赵杰宏威军的士兵。老洋人张廷献就曾在该部当过连长。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的。
士兵转化为土匪，除了溃兵、裁兵之外，还有因抗议欠饷、不堪虐待或受匪勾引而哗变的士兵。军阀队伍中，高级军官克扣部队饷银，或挪军饷用以投资、赌博而拖欠士兵达数月之久；中下级军官除克扣军饷外，还直接奴役或虐待士兵，为小事细故而体罚甚至打死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造成下层官兵的仇恨情绪，土匪则乘机诱惑、拉拢士兵下水，以扩充人枪子弹。
1923年6月，驻守开封南门外的陆军第四十八旅有一名士兵因故被排长责罚殴打。该士兵先是哀求饶恕，继而痛楚呻吟，全排士兵无不难过，但敢怒不敢言。归营后，个个怒火中烧，寻思借机发泄。该士兵的哥哥也在该部当兵，闻知乃弟为小事而受重责，便串连该排士兵报复。恰巧在开封附近活动的一股土匪中，有头目为该兄弟俩的乡亲，平日就常有来往。于是，哥哥便暗中与匪徒联络，于一日夜间率全排士兵鸣枪哗变，在南门一带抢劫商店达1小时之久。开封本陇海线重镇，城内外驻军近万人，闻兵变竟无一兵一卒到场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军队维持治安之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各部队官兵对哗变士兵的同情。事后，军事当局搜捕变兵，枪毙10余人，余众遣散。被遣散的士兵返乡后，部分落草为寇，度其生涯。
1923年七八月间，正是湖北军队大举剿匪、营救被绑架的梅神父之时，驻守鄂豫边境应山、大悟等县的鄂军，接连发生士兵因欠饷太多而拖枪为匪的事件。据不完全报道，其中广水逃17名，距疗养胜地鸡公山仅45里的王家寨逃30余名，东篁店先逃走一排，随后又有一排10余名士兵裹挟排长逃走。不久，驻大新店的一连新兵又有不稳形势，鄂督萧耀南连忙派兵将该连全部缴枪遣散。这些逃兵或随大股土匪窜往河南，或在京汉铁路附近各县抢劫绑票。鄂豫两省当局不得不加派军队守卫铁路。
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前往湘西剿匪，当地匪首竟能以鸦片诱使官兵哗变、倒戈。1946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部队奉派到湘西剿匪。川军素称“双枪将”，即每个官兵除一支打仗的枪，还有一支吸鸦片的枪。这批人因匪队中鸦片供应充足，活动自由，而纷纷投奔匪队。这些兵痞一旦为匪，自然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枪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枪，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居民梦中惊醒，妇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枪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枪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