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钻研学术堪称着作等身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难》、《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着，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ｂ，《喉痧证治》、《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着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着。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着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着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着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源流考》、《人参考》、《麝香考》，《冬虫夏草种类及效用》、《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着。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着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着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丹心爱国济民高风亮节后人称
先生忠以爱国，仁以济民，肝胆照人。日寇入侵时期，日货也随之充塞我国市场，药界也未能幸免。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谓能治夏秋暑热百病，在药肆大批拍卖，不但掠夺国民金币，而且严重地冲击，排斥我国药业，许多爱国志士，为此很感耻辱、痛心。先生目睹此状，气愤万分，于是拍案而起，决心为国家振威，为民族争气。在翻阅了大量医籍资料后，再融入多年之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丸药，其药效高于日货仁丹，而价格也廉。定名为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无人问津。
此事虽小，但先生精神可嘉可敬。
一九二九年，伪中央通过了余（云岫）汪（大燮）提案，妄图消灭中医，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消息传来，先生怒火填膺，急速会同医药界同仁，为扞卫祖国医药事业而大声疾呼，并与裘吉生、何幼廉（何廉臣之子）共被推为绍兴中医界之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医药总会成立大会，旋即晋京向伪中央提抗议。回绍以后，又联络医药同道成立神州医学会绍兴支会，并被拥为主席。先生在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发扬民族文化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先生十分怜悯贫病者，富于同情感。中年以后，虽已大名鼎鼎，但从不摆身架或先富慢贫，对应诊病人一视同仁，待贫病者更多爱抚同情之心。当时医生出诊都以轿代步，然而遇贫苦病家来请，先生都徒步随行，有时连诊费也不收，且随叫随到，从不耽搁。
先生以医济民，安贫乐道，不为身谋，厚德薄利，惟为病家着想的高尚医德，迄今仍有口皆碑。
读书博精相兼勤录文摘万则
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轻易放过。把这些短暂而宝贵的间隙时间，用来读些简单精悍的小品，或是一目数行地浏览一些看来尚无关紧要，一时又用不上的边缘学科，谓之随便翻，积累知识，即所谓开卷有益。
然而，先生更多侧重的读书方式却是熟读娴研，这要花相当精力，须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因此时多不受诊务及其他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先生读书两者相兼，而以精读为主，科学地利用了时间。尤其是在青年时代，读书注重博览强记，对《内》、《难》、《伤寒》、《金匮》诸经典，读得更是滚瓜烂熟，直到晚年，仍能朗朗背诵。其间精读之苦功，可以想见。
先生认为掌握了经典，犹如成竹在胸，后去探索金元及明清诸家，则易如反掌。对诸家学说，主张逐一研究，反对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也不应停留于泛泛的传统理解，强调细研详究，并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
先生在研读中，每有心得必随手录之；即便在卧间餐时，偶有所悟必认真摘记。并常开导我们：涓涓细流可汇成千里大江，磊磊泥沙能积为万仞高山。其间寓意之深长，很能启发后学。
先生阅读前人名着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每必顺手载入笔记或录成卡片。并告诫我们别小看这只字片言，一旦用时方知字字值千金。因此，先生总把平时摘录的笔记，卡片，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几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