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经同乡人介绍，刊南京诊治某巨公（四十八岁）头晕病，症状为头晕而沉重，起立则觉天旋地转，时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如是者近一年，经中西医治疗无效。我诊其脉抗弦而缓，视其舌淡苔灰滑，知其为在上之清阳不足，浊阴之邪上泛，已成阴乘阳位之局。但屡进苓、姜、术、桂、参、茸之品，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显着。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发，经西药治疗，三五日即止。我结合这一点，遵张子和。寒湿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说，按《千金方》治「下腹中痰游」的「紫圆」方，照方配制，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隔一日用十粒分两次服，下水液杂脓血数次，越二日头晕即大减，灰腻滑润之苔亦渐化，食纳加，精神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荆，康复如初，休息痢亦不复发作。年逾八十，以他疾终。
在受到《温病之研究》的启发以后，深感日人治学之精与识见之广。又揣摩了汤本求真所着的《皇汉医学》，觉得这部书的好处，是教人从腹诊上以识别阴证与阳证。我在临床上曾根据确诊所得，用该书所赞赏的桂枝加苓术附汤，治愈了几个沪地所谓「湿温伤寒」属于阴征类型的病人。
环境更新略有长进我于一九五六年夏走上中医教学岗位。如枯木之逢春，亲承雨露；庆晚年之幸福，「自首为郎」。既受教于良朋益友，又饱览夫玉轴牙签。既能从今以验古，亦可温故而知新。尽管学而不力，却也略有所得。
一）关于理论初步学习了一些哲学着作以后，懂得了；①中医理论的形成，是由于我们祖先在积累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医学部门所有事物的矛盾法则，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斗争。因而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运用具有哲理的矛盾分析法的阴阳学说，来阐发医学部门本身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中医书籍中的阴阳二字，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但「运动本身即是矛盾」。「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因此，阴阳两者的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阴阳学说，则是揭示医学特殊矛盾的说理工具，因而阴阳并不等同于普遍的矛盾。至于脏象、经络、血气、精津、营卫、病因等学说，无论其关系到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都离不开矛盾运动的物质，也就离不开阴阳。所以《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王冰注：「一，谓离合也。」所谓「离合」，即意味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基于此，也就加强了我一向主张以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信念。②「天人相应」说的精神实质，符合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认为「生命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的观点。毫无疑问，新陈代谢是生命生存的基本条件。如《素问·阴阳应像大论》所说；「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固然只是粗略地描绘机体新陈代谢的概况，而同书《六微旨大论》：「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之说，则是对自然界一切不断的新陈代谢的概括。中医发病学的特点，不仅在于认识副疾病内部存在着邪正斗争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内外因统一的认识基础上，把机体的正气（内因）放在首要的地位，邪气（外因）能否致人于病，决定于机体正气的适应能力。这就吻合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科学论断。至于陈无择只片面地看到致病之因，看不到受病之体的「三因」说和王清任「本不弱而生病」之说，都违悖了祖国医学固有的朴素的辩证法的两点论，而是形而上学一点论的纯外因论或被动论。惟有许叔微独具只眼，能够辩证地对待疾病发生、发展的问题。他在《本事方》中曾重复地于经文「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下面，接着说「留而不去，其病则实」。这和现代医学所认为因致病因子的刺激，机体生理性的防御装置起而抗争的观点，如出一辙。其实，这也就是疾病本身的辩证法。
在编写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中医内科杂病教材工作中，认识到最重要的一条，是尽量把祖国医学文化遗产中最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写进去，藉以加强西医师们学习中医的信心。例如写「虚劳篇」讲义时，鉴于过去关手虚劳病的论述，多数认为是「积虚成损，积损成劳」，只强调正虚而不及邪实，并把现代医学所指的结核病也纳入其中。其实，我们祖先对任何疾病的形成，都认为是邪正两方面的事。《内经》和《伤寒》、《金匮》均有大量的记载，细按即得。因此，把「虚劳」分为「虚损」与「劳瘵」两类。前者因另开《金匮》课，只筒略地叙述汉以后关于「虚损」方面比较切合实际的理法方药，后者则重点突出《外台秘要·骨蒸门》所引用的「苏游论」。尽管在它以前已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它却明确指出患者是因「毒气内传，周遍五脏而死」。所谓「毒气」，自是指六淫以外的外来之邪，这是非常可贵的。又如在「肿胀篇」中特别提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血不利则为水，名日血分」的观点。虽然它是指的「妇人经水不通」，不免带有局限性，但它已估计到血与水的关系。这些都是祖国医学理论中的精华部分，理应晓之后人。可是，我在担任这项工作很短的时间以后，即病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反复发作，体力不支，而另让贤能。
卷二
在目前大量论着中，有不少论及了中医五行学说内孕育着「内稳定器模型」、「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萌芽，在这些论文的启示下，我进一步认识到古老的祖国医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并从而认为《金匮今释》「五行可废、阴阳不可废」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朱熹《太极图说·注》中曾指出。「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用之道。」于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阴阳，而中医五行学说以五行联系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统一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自动调节的一系列活动，又莫不包含着阴阳两者的矛盾运动。陆氏未见及此，宜其有废此存彼的错觉。若夫中医惯用的有关五行方面术语中的克字与制字，则应有所区别，不能混淆不分。因为它关系到生理与病理，即正与邪两个方面，而各异其含义。如《医经潮洄集》在解释「亢害承制」时说；「承，犹随也。不亢则随之而已，既亢，则起而制之，承斯见矣。」这和《类经附翼》「无制则亢而为害」说中的所谓制，都属于生理性的自动调节。施制与受制的双方，都属于正的方面。当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于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者，自属于邪。不过，这所谓制，是来自予体外的输入。假如是阳明大实，煎熬肾阴，则为邪土克正水；水湿上凌，蒙闭心阳，则为邪水克正火。总之，壳我者为邪气之贼害，被克者为正气之受戕。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为了使概念明确，对克字与制字的使用，有严格区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