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求博采知常知变先叔父尝教导我说：「为医之道，首先学好四大经典着作，这是根本。各家学说，必须博览，相互参证，方能逐步深入。识见既多，思路既广，临证之际，自能应付裕如。」记得当年侍诊时，见一中年男子，患春温发热十多天，神志不清，有汗，脉细而数，撬口察舌，舌质红而苔黄，但不厚腻。先叔父用大剂独参汤化眼安宫牛黄丸，一日三粒，两日而神志转清，继用益气、养津、清热之剂而愈（先叔父治疗温病晚期，重用补气扶正法配合养津清热或化浊开窍收效者，不止一次）。当时曾以为何不用养阴清热药配合安宫牛黄而用独参汤为问。先叔笑答日；。温邪伤津耗阴，是其常也。但温邪亦能伤气，即《内经》所谓『热伤气』、『壮火之气衰』也。病人神昏而脉甚细，且出汗，为内闭外脱，元气衰竭之象，如不用大量人参扶持元气，而以养津清热，则津未圊而元气已脱，岂能复苏？要知热邪能伤阴，壮火亦能伤气。寒邪能伤阳，寒燥亦能伤津。况寒邪化热，阳证转阴，病情之变幻多矣，非勤求博采』不能知常知变。」先叔父结合实践指点理论，使人印象更深刻，数十年不忘怀。
衷中参西融会古今「古训必须勤求，新知亦应吸收，古代医籍要多读，近人着述勿忽视；经方极可贵，时方有妙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亦应有所了解。」此皆先兄之教导。他非常推崇王清任、张锡纯之实践探索精神。主张古今学说，不宜偏废，中西医两方面之理论相互参照，非常有益。尤其是懂得一点西医知识，会更感到祖国医学之伟大。例如，西医近年来才一致认为多吃动物脂肪和糖类饮食能增加血脂，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而明朝张三锡氏早就提出，预防中风要「屏除一切膏粱厚昧、鹅肉、曲洒、肥（动物脂肪）、甘（糖类饮食）」等物。又如，我在三十多年前，经常看到农村小儿患走马牙疳，尤其在麻疹之后易得此病。病势重而急，患儿满口秽臭，腮破牙落，甚至死亡。倘此病能在初发时立即用金枣丹吹患部，配合内服药，一般疗效良好。但走马牙疳为阳明经毒火燔盛之症，金枣丹之主药是白砒，白砒是大热剧毒之药，何以能治走马疳？后来看到西医书籍，知道走马牙疳即现代医学上奋森氏口腔炎，其病原体为螺旋体，砒为杀灭螺旋体之有效药物。而中国古代早已用金枣丹治走马牙疳，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创造。还有，有人患咳嗽久不愈，化验痰液发现有白色念珠状霉菌。当时有一民间单方用白药子叶治鹅口疮有效，因而联想到鹅口疮之病原体既是白色念珠状霉菌，则对支气管之念珠状霉菌亦应有效，因于清肺化痰药中加用白药予。不久，咳平，痰液化验已无霉菌。先兄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使我深信，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然会大有好处。
卷二
临床辨证重在含从先叔父常讲：「学辨证不难，难在舍从。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舌，或舍舌从脉。设舍从不慎，往往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诚然，如肢冷、口淡、溺清、便搪、面白、舌淡、脉细为寒证，身热、烦躁、口干、尿赤、便秘、面红、舌绛、脉数为热证，如此寒热分明，辨有何难？但如证、脉、舌三者之间有不符之处，则属寒，属热、属虚、属实，有时则很难定论。先叔父曾治一中年妇女，下痢两个多月，痢止后，食欲极差，全身无力，皮肤干燥，舌红无苔。原来认为是久痢伤脾阴或余热来清，大都用健脾养阴之剂，但几次治疗，食欲未见好转，倦怠益甚。求治于先叔父，先叔父说：「此病虽然舌红无苔，但无烦热、口碎、掌热等症，脉象细而软，垒身无力，是痢后脾胃气虚之证，不属久痢伤阴。至于舌红无苔，皮肤干燥，则是脾胃气虚，运化失职，不能吸收水谷之精微，使『水精四布』所致。应舍舌从脉，甩补脾益气之法。」遂以四君子汤加山药、谷芽、莲肉，党参改为人参，于术易白术。三剂之后，食欲逐渐好转，继续调养脾胃而愈。另一例中年男子，患烦渴引饮，几乎口不能离水，。一日夜尽数十碗，小便亦极多，食欲嫠，进食少，皮枯肌瘟。原来认为是阴虚火盛之消渴症，屡用养阴生津之方无效。先叔父日：「患者舌相不红不光，无易饥多食之象，而脉象沉细，尺脉尤弱，虽有烦渴引饮之症，但非阴虚消渴之病。是宜舍证从脉，改用温肾法。盖肾气虚不能调摄水分，故溺多，肾阳虚不能蒸腾津夜，故烦渴，肾火衰则脾运弱，故食少肌瘦而肤枯。方用金匮肾气丸改作汤剂，再加人参、鹿角胶、覆盆子。十日之后，症状趋向缓和。通过以上事实，使我当年领悟舍从问题在临证治疗中之重要意义，更认识到正确掌握舍从，必须四诊结合，全面考察，得出重点。否则，孰真孰假，孰台孰从，无从着手。
对症下药须善调配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它药物以调配之。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刚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属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叉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叉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牡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孺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因湿热俱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患者舌苔黄腻而偏干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栀等药，可无苦燥伤滓之虑。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滓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结语以上叙述，为过去学医中的一部分回忆，我的体会平凡，不值识者一粲。但自感上述问题，当年对启发学习的思路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尤其在从书本开始结合临床这一阶段更为重要。将结业时，先叔父、先兄又相继告诫说：「学习是知识的源泉，将来即使业务繁忙！也决不能长期抛弃阅读。」自出师门，未忘教导。多年来在业务上能免于陨越，追根求源，皆得力于师训。
三十三
简介
董德懋（１９１２年～），北京房山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毕生致力予中医临床和杂志编辑工作，对于中医内科、儿科和针灸有较高的造诣。主要着作有《中医基础学》、《中药学》、《针灸经穴概要》、《针灸铜人图》、《中医对痢疾的治疗》等。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针灸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儿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卷一
从良师取法乎上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县曹章村。一九二六年在良乡县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道贫寒，无力继续学业，由人介绍到一家商店学徒，以维持生计。因胞弟患病，贻误于庸医，不胜悲恸，遂立志从医。我学医的启蒙老师是岳父赵廷元先生，他开始教我习诵《雷公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医宗金鉴》等书。当时年青好强，常发愤攻读，即更衣亦手不释卷。有一次到姑母家，犹不忘背书。姑母深为感动，资助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开始自己真正的医学生涯。
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刨建。学院除设立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西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学制四年。施老任院长，并亲自授课和带学生临床实习。学院所聘教师有许多名家，如赵炳南、陈宜诚、姚季英、赵锡武、杨叔澄、于道济及西医专家姜泗长等，都曾先后在校执教。学院成立十余载，培养学生五、六百人，毕业后分布全国，而以京、津、冀、鲁、豫等地为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目前中医界的骨干力量。
我在该校第三届学习，毕业后又随施老学习内科。当时先后随师的同学有哈荔田、祝谁予、李介呜等。在这样优越的环境熏陶下，使自己的学业大有长进。从一九三六年我就在施老诊所襄理业务，并从事针灸临床，时达五载余。
在施老亲自教诲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我当时学习的主要方法；清晨背书，白天随师诊病抄方，晚间整理脉案，阅览医书，我把老师的脉案按病、按证、按方分剐归类，并查阅相应的文献，作笔记，加按语，还常试用治疗，把个人体会也记下来。如此温故知新，反复验证，从中省悟老师的学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