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季致乱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邻：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张、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计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亡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镶、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试譬之一家，强邻哄于门庭，窃盗据于堂奥，为有司者，复敲肌扑骨以婪其财，而左右仆御莫不抱头鼠窜而去，则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欤？
更喻之人身有疾，边警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异此？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止有和守战三策而巳。忆自锦州之役，良将劲兵丧殁殆尽，遂致强邻有轻中国心，而边警日至，使当日以洪承畴为总制，吴三桂为总戎，严兵固守，而勿与战，且甘言厚币以和之，则十余万之师，固可保障东方，是则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贼寇之雄也，敕孙传庭以重兵踞潼关，而命卢象升、周遇吉时出锐师策应，则高杰、白广恩等，必不覆溃，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则自成必不能越晋而入燕。是则为秦事计者，当以守为正，而战为辅。至于献忠一凶残之贼耳，其势不逮自成远甚，则又当以战为正，而守为辅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会浙直兵，四面攻之，则可以败灭。献忠既破，则良玉二十万之众可与传庭十六万之师，相为犄角，内外拒战，而自成可图矣。张、李既平，则强邻虽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当事者战守无策，任用乖方，使洪、卢陷于东鄙，传庭覆于潼关，良玉溃于朱仙，遇吉死于宁武，敌寇交侵，兵民胥叛，酿成大祸，而不可救。悲夫！遇观赵宋之南渡也，兀术大举入寇，杨太据洞庭，与刘豫通，欲顺流东下，李成大陷襄阳六郡，将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大会。是时天下之势亟矣，设他人当此，必有甲申之祸，幸有武穆者，为制置使以备之，奏襄阳为恢复中原根本，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此识先后着者也。未几襄阳复、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载。所谓元气既固，而外疾亦惭除也。惜明季诸人，见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乱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编北略初成并书此论以附识之（社〈土夅〉王馆用宾氏草）
五朝大事总论（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弘光）
国运盛衰
神庙冲龄践祚，睿哲夙成，慈圣内训甚肃。辅臣张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边事，初与高拱合策抚俺答，宣大以西称宁土矣。用大帅戚继光为蓟镇，谭纶为督抚，一切用舍兴建，唯继光言是从。继光建城堡墩台相度皆精绝，烽火精明，又素调练浙兵杂边兵，车马步亦杂用，外国闻而畏之，不敢窥边者三十余年。用大帅李成梁于辽左，敢战深入。当是时九边晏如，郡吏畏法，庶几黄龙地节间，居正骄而悍，好自尊大，又以巍第私其子，身没怨丛，卒祸其家。继辅攻者多避怨，鲜任事，上既壮，益明习庶事，不复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诩，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间也。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希，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摄之，不若冥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竟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无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掺数柄，益得以持权矣。以言路无可采也，置之。然竟一上，不待上旨处分，而被纠者即去。台省益恣行矣。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称当关虎豹，放废天下贤才殆尽。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阁不下。旧台省益复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当时所喧持者，惟禁道学一事，而边防吏治，俱置不理，贿赂日张，风俗大坏。辽东之难，一发而将驽兵骄，无可支吾。赋加民贫，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祸发于天启、崇祯之代，而所从来久矣。至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虽持论各有短长，不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者，则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贫而吏益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职业，惟习夤缘。虽以烈皇帝之忧勤，而不能挽回万一。呜呼！一日二日万几，而可以高卧治乎？高皇帝一日两视朝，未明而兴，夜分而寐，非好劳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称无为，特言其政治云尔。岂以不事事为无为哉？乃谓万历以宽弛得承平，崇祯以操切致祸乱，抑何悖也！
门户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以聪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赖，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不暇顾矣。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盛，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延宗社，固其所也。国朝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名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多言路，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之党所由始也。国本论起，一时名流，俱以伦序有定，早建为请。此亦一定之理，言者无可居功，听者亦无可指为罪也。而上以为有意拥立，乃冀他年富贵，故不乐群臣上请，即不请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请旋得，不独上无骨肉之猜，并下无气节之目矣。乃初请不许，再请严黜，后遂廷杖累累，务仇贤者，而痛惩之，即上慈爱无他意，而欲静议论。议论愈烦，于是政府诸臣，惟山阴王家屏、归德沈鲤与言者合力请，不允，即忤旨放归，余自一贯以及申时行、王锡爵辈，皆以调护为名，未尝不婉转力请于上，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上以为激〈目舌〉，政府亦激以〈目舌〉目之。然请者逆耳，调停者言甘，遂目言者为党人矣。时行性宽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贯颇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东林君子之名满天下，尊其言为清论，虽朝端亦每以其是非为低昂。交日益多，而求进者愈杂。始而领袖者皆君子也，继而好名者，躁进者，咸附之。于是淮抚之论起矣，淮抚为李三才，家居三辅，年少早贵，所至有赫赫声，但负才而守不洁，及为淮抚垂涎大拜，多结游客，日誉于宪成左右。宪成因而悦之，亦为游扬。纠三才者，即以为东林，玷三才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益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