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制以上罢举转运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状〈庆历五年〉】
右臣近准御史台牒，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举省府推、判官、转运使、副等事，奉圣旨，去年敕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窃详臣寮上言，悉涉虚妄。盖因近日陛下进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聪。臣试请辨之。据上言者云：“若令两制以上保举，则下长奔竞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县，保举之法多矣。只如台官，亦是两制以上举，以至大理详断、审刑详议、刑部详覆等官，三路知州、知县、通判，选人改京官，学官入国学，班行迁阁职，武臣充将领，选人入县令，下至天下茶盐场务、榷场，及课利多处酒务，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皆不闻以奔竞而废之，岂可独于省府等官，独长奔竞而可废？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并起驰骛。”且驰骛尽系小人，岂名端士？至如自来举官之法多矣，岂能尽绝小人干求？况自颁新敕以来，何人旧是端士，顿然改节，驰骛于何门而得举？乞赐推究姓名。若果无之，则见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请托，人莫肯言。”此又厚诬之甚也。今内外臣寮无大小，曾受人举者十八九，岂可尽因请托而得？自两府大臣而下，至外处通判以上，人人各曾举官，岂可尽因请托而举？若云其他举官不请托，只此敕举官须请托，即非臣所知也。今两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难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岂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举官？况两制之臣，除此敕外，亦更别许举官，岂可举他官则尽公，惟此敕则顿徇私请？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岁举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争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举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须一岁内有四百五十员两制为举主。今两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岁举三人，即才各是一人举主，岂敢便争差遣？况有不曾举人者，或举不及三人者。乞赐检会去年终两制以上举到人数，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
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烦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缘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两府，值累年盗贼频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屡建举官之议。然亦不是自出意见，皆先检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国书为言是也。当时臣寮，并不论议。近因仲淹等出外与朝廷经画边事，谗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击。只此事，朝廷不暇审察，便与施行。臣昨见富弼自至河北，缘山傍海，经画勤劳，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其经画所得，事亦不少。归至国门，临入而黜，使河北官吏军民见其尽忠而不知其罪状。小人贪务希合，又不为朝廷惜事体，凡事攻击，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屡有进退，岂有一人才出，便不问是非，尽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进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纷纭，岂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爱憎之私，辨其虚实之说，凡于政令，更慎改张。臣检详元降举官敕意，亦是于国书检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谏官论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张”，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谏署日言事无状，至今来臣寮指以为辞，岂可尚冒宠荣，不能自劾？请从黜罚，以免人言。臣伏见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进退之际，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义士忘身报国，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后臣寮希附上言，攻击前两府所行之事，乞赐辨明，择其实有不便者方与改更，庶全大体，则天下幸甚也。臣伏睹去年八月二日元降敕命节文，云“比于国书，择诸治要，见其官人之际，尤慎外台之选”，又云“然其进任，必属近臣”。又今告示赏罚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议，举官因依，乞赐详酌。臣无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庆历五年〉】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彰着，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恳让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作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弼等迟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条数事。仲淹老练世事，必知凡事难遽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无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国家之前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择之。臣无任祈天待罪恳激屏营之至。臣修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