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也好，拟话本也好，它们的听众或读者，都是下层的百姓，称它们为“市民文学”，名副其实。“市民文学”的内容范围很广，作为白话小说的“二拍”，则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意识。
“三言”、“二拍”以前的传奇、演义，总不离英雄美人，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事儿老百姓们也喜欢听，但英雄美人、帝王将相的作为，老百姓们做不到也管不了，毕竟隔着一层天。《拍案惊奇》四十卷，每卷一个主体故事，却都不说帝王将相。卷七写到唐明皇，但也只是个配角，主要是写僧道怪异事。卷二十八写了丞相冯京，内容却是说他的前身乃为玉虚尊者。这部短篇白话小说集甚至连当官的都不写。虽然有几篇牵扯到名门权贵，却只限于写他们的子女，又多没落到几乎和穷苦百姓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故事主人公做了官，均是点染性的，并没有落实在“官”的身份上。如卷二十中的刘元普虽做过刺史，却已告老还乡。卷二十二中的郭六郎，原本富商，后花钱买了个刺史官衔，结果官没做成，反落得个当艄度日。书中真正写官的，至大是个县令，也仅卷三十九中的狄维谦一人。那么，占据第一主角、第二主角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商人、村夫、村妇、家丁、小厮、巡捕、妓女、僧人、道士、秀才和读书人，《拍案惊奇》四十个故事中三十五个是写他们。这些人物，普通百姓自然都很熟悉的，这是《拍案惊奇》贴近市民的证据之一。
其次，作者在
《拍案惊奇凡例》中说：“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所谓“劝戒”，劝善戒恶也。注重社会效应，从人们日常生活易于发生的事件中，揭示出真、善、美和假、恶、丑，促人警醒，这也符合市民的需求。听说书也好，看小说也罢，市民们总是以当时的标准寻找着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在当时的社会里，确是恶多于善。
听听作恶的报应，心灵上多少可以取得些平衡，顶着生活的重压，偷偷地喘一口气。例如卷八劈头有一段话：“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
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这种话，恐怕只有老百姓爱听。作者不是空发议论，更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作依据，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怎能不欢迎呢？
还有一点，文学史家在评价
《拍案惊奇》的思想内容时，总不免要指出它的宿命论倾向，这一点本无疑义。作者对复杂的社会诸现象，尤其是对贫富不均、世态炎凉的黑暗现实，找不到社会根源，于是只能归咎于“命”：人的命，天注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多行善事，待轮回到来生再过好日子。但是，还应看到另一面，作者并非一味地信神信鬼，譬如对佛、道两家便很有些大不敬，作者笔下的和尚、道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请看卷六观音庵里的赵尼姑，卷十六西山观道士黄妙修，卷二十六太平禅寺的掌家大觉，卷三十一玄武庙道士何正寅，卷三十四翠浮庵里的众尼姑，卷三十九中的巫觋郭赛璞一个个不是男盗女娼，就是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佛门洞府，原也是藏污纳垢的所在，这岂不很富讽刺意味吗？可见作者对现实中的是是非非还是有清楚认识的，也能对那些以“妖言”感众的迷信把戏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只是感到无力改变现状，但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此而已。《拍案惊奇》反映出的作者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并不比“看官”高明多少，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这也是它贴近市民的一个原因。
我们从男女婚姻和夫妻关系这一侧面，也能看出本书与市民思想的贴近程度。《拍案惊奇》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共有十二篇，约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所占比重不算小。歌颂爱情的专一，鞭笞朝三暮四的淫乱行为，这些并不为奇，可贵的是作者特别看重夫妻情份，尤其看重妇女的人格。
卷二姚滴珠嫁与潘甲为妻，小俩口儿原也恩爱和睦，姚不甘受公婆的呵斥，出走遇骗，做了一富户的外室，以后案破，潘甲仍愿以姚滴珠为妻，并不嫌忌她的失身。卷六贾秀才之妻巫氏受尼姑诱骗，遭一泼皮奸污，想要寻死，贾秀才知道不是妻子的过错，极力宽慰解劝，而把仇恨对准了尼姑和泼皮。卷十六陆蕙娘不满丈夫让她设圈套骗人，后来遇到真心爱她的沈灿若，便以实情相告，抛弃了前夫而与沈私奔，沈也并不计较陆的过去。卷三十四尼姑静观爱上了秀才闻人嘉，为了达到结合的目的，静观竟要闻人嘉先与淫荡的老尼周旋。在这些作品里，注重的是夫妻感情，只要情之所锺，什么三从四德、贞操节守一类的封建戒律，也全不考虑了。这种思想绝非上层人士所能具有，而只能来自社会的底层。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只是想强调一下《拍案惊奇》作为“市民文学”
的认识价值。至于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可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
自然，书中的糟粕也很多，除宣扬因果报应外，像诬唐赛儿以白莲教号召农民起义为“妖妇”，作者明显地是站在反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统治思想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市民也会受到封建意识的侵染。好在今天的读者对本书中的糟粕是不难识别和剔除的。
作者的思想意识与平民的思想意识很贴近，这也取决于作者的社会地位。
《拍案惊奇》的作者凌蒙初，一五八○年生，一六四四年卒，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
（今湖州市）人。他十二岁入学，却一直科场困顿，抑郁不得志，长期以卖文为生，接触和熟悉的便是下层平民。直到崇祯七年，他已五十五岁了，才以副贡生授上海县丞，那时“二拍”均已刊行于世。八年后擢升徐州通判，又两年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