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统中，户都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部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
原注宋史，买公田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原注宋史谓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遗患犹不息。亮哉斯言。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阎氏潜邱札记引作，捐不可得之虚计，而非损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变古也。使唐宋两太宗当此，朝闻而夕行之矣。若璩谓，何必两太宗，明宣宗盖尝有意于此矣。实录载其五年诏减官田旧额粮，七年又申命减免，不许有司故违。但上压于祖制之不违，下复有行在户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诵其诗，百世而下犹令人感激涕零也。阎氏所引，当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实录及诗今已引见前条。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故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
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宫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原注元史阎复传言，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