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正像这最后的反思显示了对希望本能的那种回升，恐惧和虚弱的情感在这具深邃的灵魂中没有浮动许久。米拉迪坐到桌前，吃了几样菜，喝了一点儿西班牙葡萄酒，感到身体恢复了她的全部决心。
就寝前，她对温特勋爵和费尔顿的方方面面就已经进行了论证、分析、诠释，对他们的每一点、每句话、每一个脚步，每一个举动、每一种示意直至她的狱卒的沉默，也都逐一进行了检视，从这番深刻的、精巧的、颇有造诣的研究中，终于得出结论：在这两个迫害她的人当中，费尔顿最可攻。
尤其是这位女囚想起了一句话，就是温特勋爵对费尔顿说的那句话：“如果我听了你的话。”
既然温特勋爵不曾愿意听费尔顿的话，那么费尔顿讲的话一定是对她有利的。
“或者是脆弱的，或者是强硬的，”米拉迪重复着说，“这个男人的灵魂中还是有一线怜悯之光；我要将这线微光燃起一场大火烧死他。”
“至于另一位，他了解我，他惧怕我，并且他知道，万一我从他的手掌中逃出来，等待他的是什么，所以试图在他身上下功夫，那就毫无必要了。而费尔顿，那就另作别论；那是个天真的小青年，很单纯，看上去很正直，这个人，有办法让他上当的。”
米拉迪上床睡觉了，嘴角挂着微笑入睡了；倘若有谁看她在酣睡，一定会说那是一个正在做着花冠梦的大姑娘，并要等到下一次盛大节日时，她要把那顶花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呢。
软禁的第二天
米拉迪梦见她终于抓住了达达尼昂，梦见她亲眼目睹达达尼昂大受惨刑，她眼睁睁看到达达尼昂可憎的鲜血在刽子手的斧头下汩汩流淌，就是这可憎的鲜血在她的双唇上流出了那道魅人的微笑。
她像受最初希望抚慰的囚犯酣睡那样在酣睡。
第二天，有人走进她的房间时，她仍躺在床上。费尔顿呆在走廊里，是他将他头一天晚上说的那个女人领来的，这个女人也是刚刚到城堡。她走进房，来到米拉迪床跟前侍候她。
米拉迪的脸色素来苍白，所以这肤色对于初次谋面者是很能上当的。
“我发烧，”她说，“在这整个长夜中，我一刻也没睡着，我好难受呀！您会比昨天同我在一起的人更有人情味吧？再说，我的全部要求，就是获准让我躺下来。”
“您想叫个医生吗？”那女子问。
费尔顿听着她们的对话，但没有吱一声。
米拉迪思考到，她周围的人越多，怜悯她的人也越多，而温特勋爵的监视也会愈加紧；再者，医生可能宣布说，她的病是假装的，而米拉迪已经输了第一局，她不想再输第二局。
“去找医生？”她反问道，“有什么用？昨天那些先生们声称我的痛苦是演喜剧，今天也许还会这样说，因为从昨天晚上起，他们是有时间通知医生的。”
“那么，您自己说说看，夫人，”费尔顿不耐烦地说，“您需要怎样的治疗呢？”
“唉！我知道什么呢，我？上帝啊！我只感到很难受，就是这样，别人给我什么就什么，随他们的便，和我关系不太大。”
“去找温特勋爵吧，”费尔顿说，他被这些无休止的抱怨搞得厌倦了。
“哦！不，不！”米拉迪叫起来，“不，先生，不要去叫他，我求求您，我挺好，我什么也不需要，不要去叫他。”
她在这一连串的感叹请求中，使用的口气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激烈，运用的口才是那样富有诱惑力，费尔顿真被诱惑了，他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他被感动了，”米拉迪暗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