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类有八，文从要约，一“诰”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诰示，故总谓之“诰”。又言“奥义”者，指其言谓之诰，论其理谓之义，故以义配焉。言“其归一揆”，见三代自归於一，亦与坟、典为一揆者，况喻之义。假譬人射，莫不皆发，志揆度於的，犹如圣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疏]正义曰：《顾命》云：“越玉五重，陈宝。”即以赤刀、大训在西序，是“宝之，以为大训”之文。彼注以典谟为之，与此相当。要六艺皆是，此直为《书》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时宝之，此知历代者，以坟、典久远，周尚宝之，前代可知，故言“历代”耳。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书”也。正义曰：以坟、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与坟、典文连，故连而说之，故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且为於下见与坟、典俱被黜削，故说而以为首引。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谓之“八索”。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谓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风气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见於此书，故谓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说”，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当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此“索”谓求索，亦为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谓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传》亦或谓之“索”，说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义多如山丘，故为聚。《左传》或谓之“九区”，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义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动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风气所宜”者，亦与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与不生，由风气所宜与不宜。此亦《职方》、《禹贡》之类。别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贡》之“厥贡”、“厥篚”也，“风气所宜”若《职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坟”、“典”及“索”不别训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训既难，又须别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训之，於下结义，故云“皆聚此书”也。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绮反，刘琴绮反。相，息亮反。倚相，楚灵王时史官也。
[疏]“春秋”至“遗书”也。正义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坟、典、丘、索而谓之，故引成文以证结之。此昭十二年《左传》楚灵王见倚相趋过，告右尹子革以此辞。知“倚相”是其名字，盖为太史，而主记左动之事，谓之“左史”。不然，或楚俗与诸国不同，官多以左右为名，或别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问《祈招》之诗而不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彼以为倚相不能读之。此云“能”者，以此据《左传》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读，事亦无妨，况子革欲开谏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读也。言此坟、典、丘，索即此书是谓上世帝王遗馀之书也。以楚王论时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遗书”。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总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删，色奸反。
[疏]“先君”至“九丘”。正义曰：既结申帝王遗书，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计以周灵王时生，敬王时卒，故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灭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书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谓之“文籍”；因史所书谓之“史籍”；可以为常，故曰“典籍”，义亦相通也。但上因书契而言“文”，下伤秦灭道以称“典”，於此言“史”者，不但义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后代好事者作，以此惧其不一，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先言“定《礼》、《乐》”者，欲明孔子欲反於圣道以归於一，故先言其旧行可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