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所用的费用很大，就像很贪婪似的；所使用的人很辛苦，好像暴虐似的；由于人们不避嫌疑，所以容易招来指责和非议。直到他们成功之后，其动机才大白于天下。怎么能够以刁钻刻薄的语言，强行评判没有完成的事情，在他人没有辩解的时候污蔑其动机呢？唉！英雄豪杰中有些冷眼看待天下的事物，对天下的弊端袖手旁观，只是付之冷笑和叹息而已，任凭弊端腐败溃烂而不管，整天吟风赋月，苟且偷生以保全妻儿子女，难道他们甘心这样吗？也就是因为惧怕众口跞金吧。
改变法律的人，改变时势而不改变道理，改变枝叶而不改变本质。我觉得后代议论法律的人很不好，偶然有了一点见解，就逞着自己聪明，岂不知先代的人们确立法律的时候是经过千思万虑才决定的，而后代的人觉得新奇而自己高兴的，都是前代人深思熟虑而放弃的事情。哪里是先人的见解达不到呢？
天下的财产，生产的是一个人，而享受的却是九十人；兴建的是四个人，破坏的却是六个人。而冻馁而死的人，从事生产的人却十有八九，而享受的人却十中有一二。那些饱暖之人，破坏之人十有八九，所兴之人却只有十之一二。唉！真是令人伤心呀。三代（夏、商、周）的政策行为是这样的吗？
那些孤寡孤独、疲惫残疾，以及颠沛流离的人们，在冬天所受的痛苦更惨重。因此作诗吟咏红炉锦帐的享乐，忘却还有在雪夜痛苦呻吟者的人们，都是不仁善的。
掌握生杀的大权，而中了奸细的计，来诬陷正人君子的，是受雇佣的刺客。伤害了天理道德，造成了后代子孙的祸殃，却为他人感动高兴，这种愚蠢也是太甚了。我曾经同一位朋友开玩笑说：“能够使人受辱，也能够使人荣华，能够叫人死也能够叫人活，就是不该为他人做荆轲。”朋友同意说：“你这句话真可以作为掌握生杀大权人的治病良药了。”为什么要赦免呢？是不是认为冤屈呢？应当怪罪昏庸的司法官员。如果并不是因为冤屈呢？那就应当为无辜而死的人报仇。圣明的帝王在大的庆典时，即便是枯骨也会蒙受恩宠。如今受伤的受伤，死亡的死亡，含冤于九泉之下，没有不希望尽快地将罪犯绳之以法的，可罪犯却被赦免了，这可是对罪犯的仁慈，对无辜受害者的残忍！把残酷的罪犯赦免而使他们多次行凶，善良的人们听到赦免而感动伤心，于是否定了帝王的政策。因此帝王消灾改错，不应该等待庆典，执行刑法也不管是否庆典之时，这就是光明正大的方法。而不以一时的喜怒而滥施恩惠，这样法律严格而小人就会感到恐惧，小人感到恐惧而善良的人们就会感到安慰而各得其所。
在朝廷上聚集在一起发言，不过是虚有其文而已。大臣以不诚的心情，按照一般的常理发言，只是借此来当众显示自己。所以地位高的就信口开河，地位低的就唯唯诺诺，然后一起散去。巧于奉承的人，观颜察色而极口称道，事后会得到赏识和提拔，公平正直的人认为这样有害无益，因而挺身直言，可是事后却遭到残酷打击的横祸。
近代人们的风气衰败的很厉害，英雄豪杰本来想为社会做出贡献，建立伟大的事业，树立伟大的榜样，现在也落入了俗套，被虚伪的文饰应酬所束缚，如果不能够俯首帖耳地顺从，就只有告退还乡这一条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讲道德的人就会越离越远，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则委曲求全，以图有机会升迁。那些做高官的人骄傲成性，把下面的人都看成一群顺服的奴隶一般。
礼仪与刑罚，常常相互补充的。礼仪在前，而刑法紧随其后，而不在于分散。在京都之中，法律不容易得到贯彻实行，这是因为在京都中官员众多而权力分散的缘故，因此各种事情都显得很松散。
现在任用人才，就怕没有办法安排，岂不知错误的原因在于来处。现在管理财产，就怕没有进项的来源，却不知悖论的根本，是不懂得如何去使用。
用人的方法，重要的是使其发挥才能。管理财产的方法，重要的是去除像蛀虫一样的贪官污吏。帝王用深谋远虑的人为国家社稷谋划，用通权达变的人来调整治理，用秉公执正的人以均衡各种势力，以明察秋毫的人来惩治邪恶奸贼，用宽厚仁爱的人来抚慰百姓，用睿智沉着的人来指挥军兵，用英明公正的人进行司法判决，以廉洁稳重的人掌握财政，以珍惜廉耻而有修养的人管理社会教化。如果这样任用人才，就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王族、官员没有奢侈浪费，近侍们拒绝贿赂赏赐，不开淫耻之戒，惩治利用邪恶来诱惑他人的罪犯，让人们都从事耕种纺织的行业，管理财产也就有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