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器物不要加以整饰，整修就成为假的器物：真实的情感不要加以整饰，掩饰就成为虚伪的交情。居家之时父子之间互不避让而走近厅堂，并非疏简，互不相劝就吃得很饱，也不是贪馋，而是率直的体现。只等有人让才进去，而后面又有可让的人也不能进去；只等有人劝说才吃饱，而后又有人可劝说就吃不饱，是既有整修又有掩饰。废弃文饰就无法讲求礼仪，但文饰过度就会遮掩真实，成为礼仪的祸害，即使是君子也不赞同。
百姓各得其所，是君王的安定；民众安居乐业，是官员的安定，五谷丰登，是百姓的安定；大小和顺，是家庭的安定；父母健康，是子女的安定；心情愉快，是自身的安定。
道的极点奥妙无穷，是不可以用意来思虑的，怎么能够用语言谈论呢？认为可以谈论的，都是因为对道了解的不够透彻的缘故。认为道的极点深不可测，玄乎的连公孙龙子都讲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圈在玄乎的圈子里面。如果需要谈论道，那么怎么说呢？其实道就在普通民众的举止言谈之中，离开了这些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没有中庸，就没有办法认识道的真谛。旁流的圣人，不如正宗的贤者。所以道的继统宁可半途而断绝，也不能以旁流邪说相继，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气血经脉不同。我常常说：“宁愿当道之正统之家的奴婢，也不愿作旁流邪教之家的宗子。”或许有人会问：“高尚之圣人有没有需要克制己念的地方呢？”回答是：“只有帝尧、帝舜、周文王、周公旦、孔子没有己念需要克制，其余的圣人都有己念需要克制。伊翼的己念是固执，柳下惠（展禽）的己念是仁和，伯夷的己念是清淡。心志偏向一边就是己念，所谓己，就是我，就是在认识的时候不能忘却自己，就是随着自己的气质而偏离中庸的原则。这个己念就是人的欲望，不摒除这个己念就无法成为一个坚定的人。
帝尧、帝舜、周公、孔子的道，只是依据人之常情和万物的事理，找出合乎自然规律的中庸之道，既不令人惊奇，也不令人苦索，因此是很难做到的。后来的人由于不能超过他们，就编造出高深难以实行的事，使用晦涩冷僻的言辞，以光怪离奇、断章取义来敷衍，根本不知道圣人的真谛，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庸常之辈。试看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用的言语是多么平易，并不失其为圣人的着作，也没有不明了、不周备的地方。唉！所谓贤智过人的，不过是释家、老子、杨朱、墨子、列子、审不害、韩非子而已。他们的思想不过是圣人的万分之一，却漫着滥言而偏重异端邪说。后代的人没有认识，竟将菽扔掉而吃玉米，讨厌丝绸布匹而羡慕石棉，不单不能解决饥饿和寒冷，反而染上不治之症。太可悲了！”中“这一个字，意思是上没有天，下没有地，四方没有东西南北。这个字在道中像天子那样，仁、义、礼、智、信不过在东、西两面侍立，各种善行都像面对北的承受者。天地宇宙之间有这样一个深奥绝妙的字，一切都可以勾销去除了，五常（仁义理智信）、各种品德和善行只要没有这一个字，都混沌无辩，那还谈什么规律和事理呢？
愚昧不肖的人不懂道，也没有能力造异端邪说，造异端邪说全部都是有知识的人。后代没有明白的人，分辨不清其本来面目，不晓得正大中庸是正宗的规矩，反而以所谓”贤智者“的言论为经典。世间的”贤智者“,觉得中庸之道太通俗，没有惑人之处，不能供其沽名钓誉，就轻视中庸之道而不再谈论它。破坏道的行为，不仅是”贤智者“的罪过，而更坏的是崇拜”贤智者“的人，他们的罪过更大。中庸是”贤智者“所作。”中“已经够了，又在下面添个”庸“字，其意旨是非常深奥的，对于这一点很难与曲迷异端的人谈论。
所谓”道“,不过是贯穿天下古今的事理和规律，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道本身并不自私，圣人从不把道据为私有，只是所谓的儒生经常说什么圣人的道，一说话就寻经觅典，一有事就掘古穷源，美其名曰”卫道“.嗨！这是千百年来所忌讳的，又有什么人敢于否决呢？然而事实上道本身是没有关防津阻，并不是圣人的言论能够限制的；万事都会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圣人也不能事先把每种情况都预料到。后代遇到明智之人，发展了圣人所没有发展的事情，应和了圣人想要讲而没有讲的心情；干了圣人所没有干过的事情，吻合了圣人必然会那样干的事情，这实在是圣人深深庆幸而腐儒深深害怕的。啊！这才可以真正认识贯通道的真谛。汉朝和唐朝之后，这种人简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