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只是用苟且来搪塞整个社会事物，那么一切又怎么不荒废驰懈呢？
天下的事情应该乘着有利的趋势，等待有利的时机，比如挑破癕疮应该在它将要溃烂的时候，这样病人就不会觉得难忍而痈疮也容易痊愈；像奎蝮（毒蛇）咬了人，即便立刻砍断手臂，也已经晚了。
饭不应该嚼就咽下去，路不应该不看就走，人不应该不加选择就交往，话不应该不假思索就说，事情不应该不考虑周全就去做。
参苓、归芪（药材）本来是有益于人身体的，而用法不当，反而会有助于疾病；亲厚恳切本来是爱人的，而施予的人就不适当了，反而会加速祸患的来临，因此君子应该慎重对待。
双方摩擦争斗，只有双方都受损失而没有能够保全的，只有损失的大小不同而已。再锋利的刀刃整天用来割切，必然会有缺折的时候；磨刀石整天磨砺，也会逐渐亏消。因此君子设法不树立敌人以保全自己。
看到前面一千里之外，也比如看到背后的一寸。因此说达观并不困难，而反视则非常困难；见到能够看见的并不困难，而见到不能够看见的才是困难的事。这是整个世俗都被其迷惑而只有君子能够察觉得到。
既然你得到了荣誉，诋毁又怎么可推掉呢？既然你得到了利益，祸害又怎么可能推掉呢？既然你得到了技巧，罪责又怎么可能推掉呢？
聪明人善于会意，因此也能够以意体察人，观察人的时候也以意领会。用意了来了解人，可能比亲骨肉了解得还深入，用意杀害人时就比斧铆更狠毒。鸥鸟懂得鱼翁的想法，就是会意的缘故，可是人难道还不如鸥鸟么？至于那些对他人的脸色突变而发出声音也不观察，就可悲了。
士君子要担任国家的大事，就应该首先把自己置之度外。所以说“策名委质（《左传》：”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君也。“）就是说”策名“之后身体性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更何况富贵呢？倘若为自己的身家奔波劳碌，却使国家社稷和广大民众”委质“于自己，那不就是君主的贼臣，是天地的罪人吗？
圣贤之人的心胸宽阔，事情到了心里就像漂浮在大海上一叶扁舟那样渺小。
圣贤之人处理天下大事时，委屈徐缓，不轻易屈从自己的私情，以免违背天下的需求，以免破坏天下的原则。因此道理有不应当正直的，事情也不必有结果的，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例如行路就是这样，沿着曲曲弯弯的道路远行，而不敢为了快些而随自己的便，这是因为情势所不容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走简捷笔直的路，那么就得在量级两京之间画一条线，把城池郡邑撤除，可是人情和事实是不能够做到的。因此处事应以谦虚为出发点，而学者处事就怕任情僵化。
在热闹之中空老了多少英雄豪杰，而闲雅清淡的滋味只有圣贤之人才能品尝出来，到了热闹的时候也以这种闲雅清淡的心情应付。天下的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是从这种闲雅清淡之中得出来的，而把其拿到热闹之中去使用。因此，所谓静，就说动之母。
圣人对于惊天动地的事业只管去做，只是不费力；圣人对于除害去恶的事情也只管去做，只是不动气；圣人对于赴汤蹈火的事情只管去做，只是不动心。
圣贤使用刚强的时候，只要能够把那一件事办成就行了；圣贤之人使用明达的时候，只要能够合于那一段情由就行了，除此以外不多出一丝一毫。因此圣贤之人做事情不露出一点痕迹，非常浑厚，事情既有所成就，而他人也不会对此有所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