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义得失
制义之体起于宋，而明代用为取士之制，本朝因之。洪、永之时规模草创，元气浑沦，至成、弘而称盛。成、弘、正、嘉之文理胜而法具，隆、万之文法密而才寓，天、崇之文才盛而法变。国初之文与天、崇相上下，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故其时为极盛。后此风气递变，作者代兴，要未有能驾乎其上者也。近二十年来，文章之病有二：槁其面目，钝置其心思，开卷索然，了无意味，假先辈之病也；臃肿其支体，痴肥其肠胃，卷卷茫然，不知何语，烂时文之病也。有起而矫之者，又或貌新奇则实庸腐，外崛强而内空疏，牛鬼蛇神，虎皮羊质，是为假西江假国初，盖不培其本而澄其原，故无以起其靡而矫其陋。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读书之谓也。多读书以为根柢，则熟于古人之义理，娴礼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识见、气味、骨力亦因之日出，发为文章，有平淡朴实而无所不包，有光怪陆离而一尘不染，有规行矩步而通变无方，有千变万化而一丝不走者，奇正浓淡无施不可，清真雅正于是乎出。学先辈者真先辈，学西江者真西江，学国初者真国初，即为时文亦非烂时文矣。
戒抄袭倩代
韩子曰：“戛戛乎陈言之务去。”祖孝征曰：“文章须自出机杼，岂可寄人篱下。”若袭前人之文字，借抄于手，其为寄人篱下也更甚，岂但陈言之未去哉？至于倩人捉刀，尤为士君子所不齿。《颜氏家训》曰：“齐、梁之间，贵游子弟雇人答策，假手赋诗，及时异势移，至为人耕田养马，良可叹也。”颜氏重以为戒，学者岂可或蹈其辙？又温飞卿每入试，尝为邻铺作文，朝士薄其行，后卒不第。由此言之，不惟乞人倩代者固属无志之尤，即为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诸生各知自好，必不屑蹈此弊，倘一犯之，当特置劣等以惩。若有在院人役作弊传递，察出，即将传递之人送监院官惩责。一、戒矜夸忌毁学者须虚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内事，且学业无尽，进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夸？若文字未到，便当克己自反，用功求进，忌毁他人，何与己事？至于课列前后，文有一日之短长，学有异时之消长，正当各自努力，前列者勿遽自夸张，后殿者亦无谩相诋毁。以上数条，皆往岁丁巳愚初至书院时所设以诏示来学者。时制府庆公、方伯晏公见之，俱与愚意契合，晏公更为之跋，今并录于后。继之者那公、郝公、武陵杨公、宗室德公，亦以为不可复得。及今制府尹公来，尤相印可。又渐摩日久，待士之隆，养士之厚，鼓舞振作更倍往时。今以书院会课付刊，尹公已为之序，余即录此以引其端，可不更赘一辞也。
秉道迪德，本本原原，开先圣之堂奥，翼后学以追趋，凡有志之士，当无不踊跃奋兴，日渐月摩，必有月异而岁不同者。昔陆子静会讲义利之辨，以为所喻由所习，所习由所志，而反覆于科举之学，令反观而端其趋，当日闻者无不竦息动心至于泣下。朱子亦谓其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跋而识之。至朱子学规，则自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以至于处事、接物之方，皆圣贤学后之纲领，后学由贤入圣之阶梯，彼此非有异同也。先生条列励志、立品以端其趋，慎交以乐其群，勤学、通经、通史以敬其业，论诗赋古文制义之源流以修其艺，戒抄袭、矜夸忌毁以警其惰，本末兼该，巨细备举，井井班班，已合前贤书院之所以教者，而观其备，又复由今入古而易于从，斯诚至教之典则，圣朝作人之隆规也。绎思佩服，为敬识之。西吴晏斯盛跋。
丽泽书院
在金华明招山。南宋吕祖谦兄弟授徒讲学之所。常邀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切磋、探讨学问。编着《东莱左氏博议》、《近思录》（与朱熹合着）等，供生徒学习。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金华学派得以创立。丽泽书院遂与岳麓、白鹿洞、象山并列而称南宋四大书院。吕祖谦去世后，弟吕祖俭承兄志传道讲学。嘉定元年（1208），经吕氏门人请求，官府重修书院，建吕祖谦祀室和收藏其生前着作的遗书阁，并开始刊刻图书，其中绍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至今犹存，是宋版书院的珍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