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交友
读书之士敬业乐群，原以讲究诗书、切磋有益。故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若少年聚会，不以道义相规，而以媒亵相从，德何以进，业何以修？稂莠害嘉禾，不可不察。诸生洗心涤虑，毋蹈前习。
文石书院
在澎湖。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澎湖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人之请，捐款创建。有头门3间，中架为楼，上祀魁星；中为讲堂，祀宋代周、二程、朱、张五子；后堂中祀文昌帝君，左右两间为山长住处，两翼有精舍各10间。因澎湖乡产文石，故名。胡亲任山长，订学规10条。后金门举人林豪主讲时，又续拟学约8条。五十五年，复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谕通判王庆奎修葺。嘉庆四年（1799），通判韩蜚声捐款重修，并改建魁星楼，以后堂作讲堂。二十年，通判彭谦就后院再建5间，以祀文昌。道光七年（1827），通判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俸倡修。光绪元年（1875），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绅士重议修建。翌年后殿添两旁精舍，左边配胡、韩二公，并前通判蒋镛、王廷干禄位。其讲堂中厅祀制字仓圣，外庭建惜字亭。日本占据时期，地方人士为保扩民族文化，将其改为孔子庙。1962年拆除，仅留魁星楼及2碑2匾。
重人伦
古者庠序学校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人伦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为学者之所必先也哉！试思人生那有一日不与五伦之人相周旋？圣贤那有一言不与五伦之理相发明？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贤，人伦之至也。”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条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为学者学此而已；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世、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至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三达德：三种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以行五达道（达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墙，而门内多惭，至性菲薄，以视反哺之鸟、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二曰端志向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求？趋向不端，宜所学者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身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