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道信帝尧曰：“朋友有信。”孔子曰：“朋友信之。”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夫？”不信则终日同席而讲，连袂而游，共事而行者，总是一场大伪。哀哉，此非利交，即势交，即名交，不如无朋之为愈矣。子思曰：“不言而信。”孟子曰：“有诸己之谓信，而信可识矣。”必信而后可以交朋，若不信，交朋皆伪。这个信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重务也。（以上二条，出而在外之道，未尝不达于内也。）
钟山书院
在江宁城（今南京）。清雍正元年（1723），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选通省士子肄业其中，延师教训，月给廪饩，世宗御赐“敦崇实学”额。十一年赐帑金千两，定为省城书院。乾隆元年（1736），总督尹继善勒石《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法》于讲堂，院长杨绳武定规约十条，强调立志立品，勤学读书，穷经通史。四十六年（1781），总督萨载定书院规条，院长钱大昕定条约。乾隆时期院内生徒已达数百人，分内课、外课、附课三类，外籍者有本学学官印文可附试，并拨给驻防八旗子弟名额。附课无额，后无论本省、外省士子均可肄业，规模甚大。课程初以科举诗文为主，乾、嘉、道间主讲者多欲改之。卢文弨两主院事，历时十年，《钟山札记》即其在书院校勘所积。钱大昕掌教四年，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廿二史考异》即在此写成。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先后掌教主讲二十年，以古文义法教生徒，门弟子知名者甚众。其后朱珔每月立小课以经解诗赋试士，胡培翚倡导实学，唐鉴倡程朱之学，风格各异，然成就皆卓。道光九年（1829），布政使贺长龄筹款新建院中斋舍，为书院课艺集作序，勉励诸生“毋以文视文，而反之于心，必求其有得”，出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以教士。咸丰年间，曾国藩借地重开，“堂庑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绪七年（1881），总督刘坤一“乃规旧址廓而新之”。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先励志
士莫先于立志，宋王孝先曰：“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范希文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忧乐为己任，志先定也。士君子束发受书，当以此等古人为师法，使志识坚定，气量宏远，立朝必能建树，居乡亦足模楷。若立志不高，委琐龌龊之见，缠绕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则，庸庸碌碌，无当有无之数，岂不辜负一生！”
务立品
《礼记·儒行》曰：“近文章，砥砺廉隅（廉隅：棱角。比喻人的品行端方不苟。）。则知廉隅不立，未可恃文章为能事也。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故其时王、杨、卢、骆号称四杰，不一见许，况其才远不逮此者乎？且四子犹是文士浮华之习，若等而下之，平时不知植品，临事必至贬节。青史所载，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者甚众，大可惧也。慎之，慎之！有囊萤、抱火、断緅、磨铁者，况安坐书院，廪饩日给，而玩时愒日，业不加进，不惟上负朝廷养士之恩，而自待居于何等。韩子又曰：“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果能奋迅力学，三年五年之间，必有以报其勤苦者，勿谓余言不验也。经之名起于《礼记·经解》，《易》、《诗》。
穷经学
《书》、《春秋》、《礼》、《乐》所谓“六经”也，亦曰“六艺”。《史记》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五经”之名则自汉武置五经博士始，合《易》、《诗》、《书》、《三礼》、《三春秋》为九经，益以《尔雅》、《论语》、《孝经》、《孟子》为“十三经”。唐开成中有“九经”之刻，宋李至、刘敞各有“七经”之说，其后或为“十经”，或为“十一经”，至“十三经”而大备。说经者或为传，或为学，或为笺注，或为疏解，或为章句。“十三经”有注疏，“五经”有大全，而注疏、大全而外又有历代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