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辨
杨廉夫正统辨，诚亦万世公论。解学士大绅所作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华之统三百余年，致治几于三代，不幸辽、金二虏，孽牙其间，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诚有天地以来非常之变。然一统者亦几百年，有不得而废之者，于是正统之论，益纷纷矣。当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虏皆有故臣，遂为三史。于时以布衣慨然争之，不合径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与里人周公以立也，岂非伟男子哉！盖当是时，得入史馆以为至幸，一俛首听事，即富贵可指日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视区区之富贵为何如哉！以立所上书万言，其略曰：辽与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宋之为宋，媲之汉、唐而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犹歉。或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靖康统绝，则金当续矣。臣愚应之曰，周幽王尝陷犬戎之难，平王东迁，宗国黍离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义，周之统未尝繇幽王而绝也。晋怀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陆沈矣；朱子述纲目，亦申帝晋之义，晋之统未尝随怀愍而遂亡也。圣贤经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书奏不报。伯中复上书，揭文安公与二公言合，同馆皆嚾然以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呜呼！是虽一时废不用，万世之下，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予谓其言可以佐佑廉夫之说，虽然，岂惟是哉！在元有巨儒吴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书传三千年，未有如此者。夷夏之变，岂不明甚矣乎！”我太祖皇帝谕孔氏之诏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王言矣！后来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亦皆是说之舆卫羽翼，世必有是其说而与数书并传者矣。
东里宁国府学记
东里集诸庙学记，皆精当，惟晚年所作宁国府一篇可疑。盖文昌事既不经，而国学制亦无，此独书之。欧阳文忠公云“不知祭义者，以孔子官立祠祭为尊为荣，为有德之报”，至斥为谬论，而张文昌亦尝以韩子用事谬误，以其巍然端坐语不合古祭用主之义也。况宋学士太学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载夷习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面以崇报也”，何耶？
高元之变离骚
离骚经文公先生之手，无遗憾矣。近得一书云变离骚，盖断简也，当竢知者足之。高元之先生变离骚序：骚有九篇：愍畸志，臣薄才，惜来日，感回波，力陈危衷，悲婵媛，古诵，绎思。变离骚者，汳京高元之之所赋也。风雅之后，离骚为百世词宗，何为而以变云乎哉？探端于千载之前，而沿流于千载之后，然则非变而求异于骚，将以极其志之所归，引而达于理义之衷，以障堤颓波之不反也。昔周道中微，小雅尽废；宣王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而大雅复兴。褒姒之祸，平王东迁，黍离降为国风，王德夷于邦君，天下无复有雅，然列国之风，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故风虽变，而止乎礼义。逮株林泽陂之后，变风又亡，陵夷至于战国，文、武之泽既斩，三代礼乐坏，君臣上下之义渎乱舛逆，邪说奸言之祸糜烂天下。屈原当斯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可谓特操之士，而怀、襄之君，昵比羣小，谗佞倾覆之言，慆湮心耳。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离骚之作，独能崇同姓之恩，笃君臣之义。愤悱出于思治，不以污世而二其心也；愁痛发于爱上，不以污君而韬其贤也。故离骚源流于六义，具体而微，兴远而情逾亲，意切而辞不迫。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远游、天问、大招，而犹不能自已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谓其露才扬己，苟欲求进，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专为君而无他，迷不知宠之门之意也。颜之推至谓文人常陷轻薄，是惑于固之说，而不体其一篇之中，三致其志之义也。远游极黄老之高致，而扬雄乃谓弃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陈，深规楚俗之败，而刘勰反以娱酒不废，谓原志于荒淫，岂骚之果难知哉！王逸于骚，好之笃矣，如谓『夕揽洲之宿莽』，则易之『潜龙勿用』，登昆仑，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就重华而陈词』，则皋陶之谋谟，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扬之者或过其实，抑之者多损其真。然自宋玉、贾谊而下，如东方朔、严忌、淮南小山、王褒、刘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着，大抵紬绎绪言，相与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呜呼！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犹追琢其辞，申重其意，垂光来叶，待天下后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刘勰猥曰『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顾盻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徒欲酌奇玩华，艳溢锱毫，至于扶掖名教，激扬忠蹇之大端，顾鲜及之。如此，则原之本意，又将复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