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就忙了金三爷。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没有起色，而只兴旺了金三爷这一行，与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在从前的北平，“住”是不成问题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别是在北伐成功，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北平几乎房多于人了。多少多少机关都搬到南京去，随着机关走的不止是官吏与工友，而且有他们的家眷。象度量衡局，印铸局等等的机关，在官吏而外，还要带走许多的技师与工人。同时，象前三门外的各省会馆向来是住满了人——上“京”候差，或找事的闲人。政府南迁，北平成了文化区，这些闲人若仍在会馆里傻等着，便是没有常识。他们都上了南京，去等候着差事与面包。同时，那些昔日的军阀，官僚，政客们，能往南去的，当然去到上海或苏州，以便接近南京，便于活动；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们看，只有个市政府与许多男女学生的北平等于空城。这样，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带花园的深宅大院，而在大杂院里，三四十个铜板就是一间屋子的租金，连三等巡警与洋车夫们都不愁没有地方去住。
现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个人都须注意的问题。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请另找房吧！那所房也许是全部的租给了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要来租赁而房主决定把它出卖。假若与日本人无关，那就必定是房主的亲戚或朋友由乡下逃来，非找个住处不可。这样一来，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并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间房，那怕是一两间呢，亲戚朋友仿佛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没有出租的意思。亲友而外，还有金三爷这批人呢。他们的眼仿佛会隔着院墙看清楚院子里有无空闲的屋子。一经他们看到空着的屋子，他们的本事几乎和新闻记者差不多，无论你把大门关得怎样严紧，他们也会闯进来的。同时，有些积蓄的人，既不信任伪币，又无处去投资，于是就赶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买房！房，房，房！到处人们都谈房，找房，买房，或卖房。房成了问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财产，成了日本人给北平带来的不幸！
显然的，日本人的小脑子里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只知道他们是战胜者，理当象一群开了屏的孔雀似的昂步走进北平来。假若他们晓得北平人是怎样看不起东洋孔雀，而躲开北平，北平人就会假装作为不知道似的，而忘掉了日本的侵略。可是，日本人只晓得胜利，而且要将胜利象徽章似的挂在胸前。他们成群的来到北平，而后分开，散住在各胡同里。只要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两家日本人，中日的仇恨，在这条胡同里便要多延长几十年。北平人准知道这些分散在各胡同里的日本人是侦探，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商人还是教师。北平人的恨恶日本人象猫与狗的那样的相仇，不出于一时一事的抵触与冲突，而几乎是本能的不能相容。即使那些日本邻居并不作侦探，而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人，北平人也还是讨厌他们。一个日本人无论是在哪个场合，都会使五百个北平人头疼。北平人所有的一切客气，规矩，从容，大方，风雅，一见到日本人便立刻一干二净。北平人不喜欢笨狗与哈巴狗串秧儿的“板凳狗”——一种既不象笨狗那么壮实，又不象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他们看日本人就象这种板凳狗。他们也感到每个日本人都象个“孤哀子”。板凳狗与孤哀子的联结，实在使北平人不能消化！北平人向来不排外，但是他们没法接纳板凳狗与孤哀子。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讨厌而不自觉。他们以为自己是“最”字的民族，这就是说：他们的来历最大，聪明最高，模样最美，生活最合理……他们的一切都有个“最”字，所以他们最应霸占北平，中国，亚洲，与全世界！假若他们屠杀北平人，北平人也许感到一点痛快。不，他们没有洗城，而要来与北平人作邻居；这使北平人头疼，恶心，烦闷，以至于盼望有朝一日把孤哀子都赶尽杀绝。
日本人不拦阻城外的人往城内迁移，或者是因为他们想借此可以增多城内繁荣的气象。日本人的作风永远是一面敲诈，一面要法律；一面烧杀，一面要繁荣。可是，虚伪永远使他们自己显露了原形。他们要繁荣北平，而北平人却因城外人的迁入得到一些各处被烧杀的真消息。每一个逃难的永远是独立的一张小新闻纸，给人们带来最正确的报导。大家在忙着租房，找房，匀房，卖房之际，附带着也听到了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而也就更恨日本人。
金三爷的心里可没理会这些拐弯抹角儿。他是一个心孔的人，看到了生意，他就作生意，顾不得想别的。及至生意越来越多，他不但忘了什么国家大事，而且甚至于忘了他自己。他仿佛忽然落在了生意网里，左顾右盼全是生意。他的红脸亮得好象安上了电灯。他算计，他跑路，他交涉，他假装着急，而狠心的不放价码。他的心象上紧了的钟弦，非走足了一天不能松散。有时候，摸一摸，他的荷包中已没了叶子烟，也顾不得去买。有时候，太阳已偏到西边去，他还没吃午饭。他忘了自己。生意是生意，少吃一顿饭算什么呢，他的身体壮，能够受得住。到晚间，回到家中，他才觉出点疲乏，赶紧划搂三大碗饭，而后含笑的吸一袋烟，烟袋还没离嘴，他已打上了盹；倒在床上，登时鼾声象拉风箱似的，震动得屋檐中的家雀都患了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