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亦古人所重。《诗》曰：既立之监，复佐之史。汉刘章请以军法行酒，唐饮酒则有觥录事。今世既设令官，又请一人监令，正诗人复佐之史之意也。
大凡饮酒，或起坐，或迁席，或喧哗，或沾洒淋漓，或攀东指西与人斯赖，或语及财利，或称说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长，或发人阴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大杯，谓之望风钟。乃因起坐而行罚，亦古人之遗意也。今世之饮酒者，大率有此十失。遇坐客有一于此，便当舍去。
余处南京苏州最久，见两处士大夫饮酒，只是掷色。盖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专要投壶猜枚，夫投壶即开起坐喧哗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虏之雅歌投壶，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阄射覆之遗制，既损闲心，而攘臂张拳，殊为不雅。
东江先生一饮必百杯，然未尝见其醉。每尽一杯，则于手背旁一埒，恐其有余沥也。故至终席，桌上与盘中无一点沾湿。今存斋先生一饮亦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余沥，大率与东江同。然存斋平居无客不饮。东江每夜与诸子团坐话家常，必欲尽量。东江但吃小杯，存斋虽连浮数十大白，亦不动色，其量似优于东江。东江之色稍严，存斋则竟日欣欣，甚得酣适之趣。此皆德人，盖深于酒德者也。
余交知中称善饮者，则有宝应朱射陂（子介）、南都许石城（仲贻）、姑苏袁吴门（鲁望）、太仓王凤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宪）。每饮必竟日，恬愉畅适，所谓令人欲倾家酿者也。
苏州黄质山（淳父），虽不甚大饮，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满数杯，兴尽即止，盖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号酒隐，又称酒民。人问曰：“子不大饮，何忽有此号？凡人有强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虚声自苦耶？”余曰：“不然，盖尽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恶劝，强以三大觥，则沉顿死矣。若任吾之适，持杯引满，细呷而徐釂之，则自以为醍醐沆瀣不是过也。则是可饮三升而醉二参，孰谓余非酒民哉？”
存斋先生常言，元朗酒兴甚高，苦无量耳。昔苏长公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则天下之好酒亦无在余上者。”今余每日午间饮十杯，至夜复饮十杯，则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尝有无燕席者。若席上对客听曲谈谐，尽余之量可饮六十杯，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后，则胸中之浩浩落落与酣适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胜苏公不甚远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饮酒，最好唱曲，最好谈谐，其得酒之趣乃过于余。然竟一日但尽五合，正与苏长公对，亦只是看人之浩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噱。
东坡书《东皋子传》后云：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为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予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置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岂真为人哉？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孔文举《难曹公禁酒书》曰：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齐万国，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着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主，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