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事业备而神有未穷者，则又当学以穷神焉。能穷神，则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夫于微彰刚柔之际，皆有以知之，则道何以复加哉？圣人之道，至于是而已也。且以颜子之贤，而未足以及之，则非道之至乎？圣人之学至于此，则其视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则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损》之辞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也。”夫危以动，惧以语者，岂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举《益》之辞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盖不一也。呜呼，语道之序，则先精义而后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则先崇德而后精义。盖道之序则自精而至粗，学之之道则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义，则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则天下之义亦不可得而精也。犹之人身之于崇德也，身不安则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则身岂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两言之者，语其序而已也。
【九卦论】
处困之道，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其孰能无患哉？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圣人尝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此其处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学至于是则备矣，宜其通于天下也，然而犹困焉者，非吾行之过也，时有利不利也。盖古之所谓困者，非谓夫其行自困者，谓夫行足以通而困于命者耳。盖于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则其困也，非所谓困，而其处困也疏矣。夫惟深于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则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处之，惟其学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礼以和，仁义为之内，而和之以礼，则行之成也。而礼之实存乎谦。谦者，礼之所自起；礼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谦》。夫礼虽发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礼而已，则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实，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复矣。故礼之弊，必复乎本，而后可以无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复》。虽复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则有时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
虽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行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夫学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备，则宜乎其通也，然而犹困焉者，则向所谓困于命者也。困于命，则动而见病之时也，则其事物之变尤众，而吾之所以处之者尤难矣，然则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也。故辩义行权，然后能以穷通。而《井》者所以辩义；《巽》者所以行权也。故君子之学，至乎《井》、《巽》而大备，而后足以自通乎困之时。孔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谓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时也。呜呼，后世之人，一困于时，则忧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于不能自存也。是岂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义故也。
论议
【九变而赏罚可言】
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爱者，仁也；爱而宜者，义也。仁有先后，义有上下，谓之分；先不擅后，下不侵上，谓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谓物此者，何也？贵贱亲疏，所以表饰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谓命此者，何也？贵贱亲疏，所以称号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贵贱各有容矣；命此者，亲疏各有号矣。因亲疏贵贱任之以其所宜为，此之谓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为矣，放而不察乎，则又将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谓原省。原省明而后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赏罚。故庄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己明而赏罚次之。”是说虽微庄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属之天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