赉，予也。武王克商，大赉于四海。见《周书·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诗序》云“赉所以锡予善人”，盖本于此。“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周书·太誓》之辞。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权，称锤也。量，斗斛也。法度，礼乐制度皆是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兴灭继绝，谓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举逸民，谓释箕子之囚，复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丧、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说，音悦。此于武王之事无所见，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杨氏曰：“《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着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费，芳味反。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于虔反。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出，去声。虐，谓残酷不仁。暴，谓卒遽无渐。致期，刻期也。贼者，切害之意。缓于前而急于后，以误其民，而必刑之，是贼害之也。犹之，犹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所与虽多，人亦不怀其惠矣。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败，亦其验也。尹氏曰：“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驺人也，驺亦作邹，本邾国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孔子之孙，名急。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赵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愍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愍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僣称王，溢曰惠。《史记》：“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叟，长老之称。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乘，去声。餍，于艳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国危，谓将有弑夺之祸。乘，车数也。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千乘之国，诸侯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