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之旧法，却减十万七千之额。以为轮差不足，亦已过矣。愿陛下特奋乾刚，力主差役，深诏执政，固守初议，毋使轻徇浮言，妄有变易。』庚寅，梁焘权户部尚书，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范祖禹留对，言，『庆历元年七月，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佑元年，召近臣，三馆、台谏官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马康为左司谏，上官均为殿中侍御史。苏辙言：『臣窃观元佑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经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职，窥伺便利，规求复进，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为象，三阳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而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更额不难定也，今左选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人。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
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荆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剩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剩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知元丰吏额事，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剩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剩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之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因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言事者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癸卯，刘挚言：『昨邓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兴，以至罢三四台谏。今来温伯久已就职，梁焘等已别与差遣，理合宁帖，然而中外人情依旧未安，盖缘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温伯虽别无罪状，而其进退之间，所系亦不为校陛下何惜暂辍温伯[1]，选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动，则众人自安；众人既定，则温伯便可复召，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闻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戌，梁焘、朱光庭累乞外任，刘安世乞宫观。诏以焘知郑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更被褒迁，得罪清议，安世固不受。』于是安世与梁焘、朱光庭同出。焘、光庭所以乞外，皆为邓温伯故也。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
九月壬午，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读书，讲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癸巳，诏罢都提举修河司。是日，诏导河水入汴。己酉，徐君子、虞策并为监察御史，苏辙、邓温伯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