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癸丑，诏三司如闻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籴军储。壬戌，知谏院杨畋、司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过去御座数步，恐漏泄机事。』诏自今止令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司马光复奏：『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言：『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艰难，监成安隳汉之基祚，窒奸臣附会之渐，绝后世窥觎之患，早为定断，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谏院杨畋言：『文臣七迁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岁考。』畋为言事官，顾以士人比阉寺，议者讥其失职。壬辰，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不敢言，当出自圣择。』上曰：『宫中尝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某，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所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皇子犹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从内批。』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语。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勤【杰按：勤，劝之误。】上早立嗣，上既许之，及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包拯为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言者亦稍怠。琦一日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佑七年春正月乙亥，诏太常礼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馔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纲。淮南既团新纲，又捐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着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着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着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