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辛卯，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缺，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自上择取一人为之。至是缺两员，举者未上，内出纯仁、大防名而命之。
《讲义》曰：此即仁宗言台谏必由申旨，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之意也。盖谏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进拟，则为宰相之鹰犬。今也皆由内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举，此治平台谏主权所以重也，此治平台谏之争所以激也。
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考之今古，实为宜称。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已酉，中书又奏：『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甲寅，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纵王珪等议。奏皆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政府言《仪礼》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本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
秋七月，枢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余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戊寅，亲文殿大学士贾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为名臣，及执政，不为善人所与。或以为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庚辰，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觐，上谓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备闻始议，公于朕盖有恩者。』彦博逊避不敢当。枢密使张昪判许州。先是，韩琦、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两人服其言，遽止。及张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辛巳，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韩绛权三司使，请以川、陕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上叹曰：『众方姑息，卿能独不徇时耶！』诏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上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多，因为上言：『即有飞语，愿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惮谗。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正阙失及当世利害。执政大臣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上书其后曰：『淫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协德交修』。司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沈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许、颍之间，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6]。至秋幸而丰熟，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荡无一遗。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当陛下初得疾之时，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为陛下叩头祈请，额为之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陛下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或非才而骤进，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当自察其是非。今乃复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而以他人所言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