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自给之，率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渝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司马光辞枢密使，上许之。镇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均等策，以祖洽为第一。安石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此即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是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夏四月，诏：『御史中丞吕公着，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颖州。』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拚曰：『上谕执政以吕公着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着叛己，请明着罪状。』光又云：『公着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着也。己卯，参知政事赵拚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枢密副使韩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论，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入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荐于上。上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固争之，乃改命焉。
吕中曰：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
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上批监察御史张戬、王子韶并落职知县。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专为聚敛，好胜遂非；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俯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黜。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
上曰：『舜即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着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